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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兴 樑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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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与救民

 

三、从黄埔军校,看孙中山的政治教育理念

黄埔军校是根据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提议,按照苏俄红军建设的经验在广州开办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是按照党指挥枪,通过改组国民党,重视和加强宣传民众,动员民众投身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发动国民革命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思路创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它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也是一所学习军事,政治的政治学校,因为它是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又以校址在广州黄埔岛上,亦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以造就国民革命军干部,完成国民革命为目的,所以要求考生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才有资格报考。[35]入校后,又要求学生要“亲爱精诚”,以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先声。[36]也即是要做到“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37]每一个学生都要“尽忠革命职务,服从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死生;遵纪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38]可见,黄埔军校是以严格的政治和思想作为首位任务去培养学生,要求学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39]使学生得到最好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由于学校的教育性质决定黄埔军校的教育是政治和军事教育并重。据黄埔军校教育总长方鼎英所述,本校的教育,在使全校学生于短少时间内,造就革命军官必要之军事政治知识;并同时本孙总理“亲爱精诚”之校训,及蒋中正校长“统一意志,团结精神”之格言,养成学生牺牲奋斗之精神,俾成为革命军队之干部人才,及专门军事与参谋人才为目的。其教育的程序,大概可分为学生队(本科)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军士教育四种。而每种的教育都不能离开军事的训练、政治的训练和党务的训练三项。为使黄埔军校学生了解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精悉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以期对于革命能尽忠诚的任务,本校规定为学生开设《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党的组织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通过讲授与学生广泛阅读结合使学生具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革命知识,了解国内外大势。又因为黄埔军校,是培养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学校,毫无疑问对于战术、战略学、战史、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参谋勤务、后方勤务、输送勤务、兵棋、国际公法,及其他军事专门学科,如无线电、航空等类都在教授和研究之列。[40]将政治与军事教授结合起来,培养懂得政治,精通军事的高级军事管理人才便成为黄埔军校的基本诉求。

黄埔学生来自除新疆省外的全国各地,他们都以同志的态度如兄弟般地研求革命的学问,无论是那里来的人都一律讲中国的普通话,除了党的组织之外,不允许以感情结合的小团体,或以地方主义结合的同乡会等小团体合法存在。毕业学生不仅分发到各省各军政机关,并分发到各省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工农运动及军事运动工作。[41]本校15期共培养7399名学生,其中第1645人,第2449人,第31233人,第42654人,第52418人。[42]他们来自全国26省,不少师生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核心和骨干,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建立了赫赫战功,因此,黄埔军校被誉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在我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军事政治学校的任务,它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才是军事的。所谓政治的,就是说它的教育理念是政党的教育,是为实现党的主义和政策而设立的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创办的,所以学校的组织系统,首先是校本部,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校党代表,组织校本部最高领导,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很明显,这是党指挥军队的建制,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的军校,以军校作为基础创立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国民党的党军,它不是国军,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分裂割据,军阀武装遍于南北各省,没有中国的统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国军。所以,为了统一而建立黄埔军校,为组建国民革命军培养人才,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所采取的一项顺应时局的重大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国共合作的大前提下实施的,所以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两个主要政党及工农商学各阶层的基本诉求,无疑它是正确的决策。孙中山在19246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就此作了全面的阐释。孙中山指出:“我们为什么有了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那是因为“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今天开办这个学校就是要向俄国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而“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何谓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所以要成为革命军“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立志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要造就高深学问,就要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的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报章,都要参考研究。“革命军是做救国救民的军人”,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担负这个责任。诸君都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负这种责任。”[43]同一天,孙中山又发布“陆军军官学校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44]

从孙中山对黄埔学生的要求和希望可知,黄埔军校是为救国救民目标而设立的,是为了实现中国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而设立的,从他建立国民党掌控的军事学校来看,孙中山的教育理念完全是从苏俄布尔什维党统管红军的理念中移植来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培训革命军的各级领导,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去实现党救国救民的目标。这种政治教育的理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军,没有国民革命军,也就没有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胜利。从后来的实践看,黄埔建军是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表现,是他经过近40年的革命实践才总结出来的没有军便没有权,没有权便不能建设国家的宝贵经验。所以,黄埔建军应该肯定。但是党军也有其局限,这就是它不可能只是为国家民族服务,而主要是为阶级利益奋斗,所以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带有狭隘的偏私和利已的倾向。这种倾向不能纠正,也就难免会在阶级矛盾尖锐时变成为某些人的利已工具,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民革命军发动政变屠杀同在黄埔军校学习生活的共产党人便是明证。所以,作为军校坚持政治教育的理念是应该的,但这种理念要防止军校的学生向偏私方向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象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45]孙中山所言甚是,但真正做起来则很难。党军向国军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政权的历史使命未完成时,军队只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抵抗侵略的职能也不可能完全确立,因此党领导军队,党指挥枪还是要坚持的原则。欧美发达国家如英、德、法、美,它们的军队号称国军,但它们也得遵从执政党的意旨行事,不过它们法制较健全,能按一定的法制游戏行事罢了。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党该不该指挥枪,而是如何地指挥的问题。正因如此,对于孙中山的党军思想和党指挥枪的原则要加深研究。当然党指挥枪,即保持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也有一个指挥得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如果党指挥枪滥杀无辜百姓也有一个是非问题的评判,但对于政党指挥枪,不能不加分析地就加以否定。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转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续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383页。

[]廖仲恺:《中国和世界》,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0-352页。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376页。

[]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0页。

[]李大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 《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上海《民国日报》1924316日。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页。

[]孙中山:《致蒋中正电》,《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页。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0页。

[11]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62页。

[12]周恩来:《十四年七月一日第三期开学讲演录》,《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

[13]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4]同上,第18页。

[15]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中译本,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94页,本文对马林赴桂林的路线和在桂林与孙谈话的次数记录均错,但他记录了马林向孙中山的三条建议:(一)政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二)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有关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会唔的情况,可参考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08-1413页。

[16]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0页。

[17]孙中山:《复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35-536页。

[1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43页。

[19]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4页。

[22] []山田辰雄:《关于廖仲恺1922年和1923年的两次访日》,《廖仲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0-247页。

[23] 《国父年谱》增订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版,第10471048页。

[24]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580页。

[25]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册,第16页。

[26]上海《申报》,192334日。

[27]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  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宣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63279页。

[28]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册,第41565969703774页。

[29]卡尔图诺娃著,林荫成、姚宝珠合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7页。

[30]亚、伊、切切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扎记》,第3334页。

[31]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00页。

[32] 《孙总理训词》,《国民党周刊》第2期。19231125日《国民党周刊》第1期出版。该刊为国民党改组作了大量宣传。

[33] 《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第11331134页。

[34] 《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政治周报》第5期。

[35] 《招生简章》,《赤心评论》第12期(1925121日版)。

[36] 《陆军学校校歌》,《青年军人》第2期(1925年版)。

[37] 《黄埔日刊》,1927119日。

[38] 《本校誓词》,《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刊,192638日版。

[39] 《第四期毕业生誓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篇,1936年版。

[40]方鼎英:《本校教育述要》,《方教育长言论集》(1927年版),参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8081页。每项训练的具体内容,本文详细可参阅。并参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补充,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192197页。

[41]杨其纲:《本校之概况》,《黄埔日刊》192781日。

[42]参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第93页“本校一至五期毕业学生统计表”。

[43]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0-300页。

[44]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6期(1924622日版)。此训词后谱为中国国民党党歌。

[45]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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