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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黄埔建军的理论与实践

刘曼容

孙中山晚年师法苏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学习苏俄模式黄埔建军。在理论方面,孙中山确立了以主义建军、以党治军、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度。在实践方面,孙中山一方面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骨干,成立党军;另一方面按照黄埔党军的模式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黄埔建军的理论与实践,在国民党建军史上乃至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失败的教训与苏俄成功经验的启示

    孙中山很早就重视武装斗争,从1895年广州起义始就展开了革命的战争事业。辛亥革命前,他先是依靠会党,起义屡遭失败,转而运动新军,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但是,新军仍然是一支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旧军队,它不可能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人强有力的工具,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此。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反袁护国运动、护法战争中,仍然走策动旧军队、依靠军阀武装的道路,联合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利用军阀的武力为革命服务,反而一次次遭受军阀的排挤和打击。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曾试图组建自己的军队,苦心孤诣地培植陈炯明粤军,然而陈炯明粤军一旦羽翼丰满迅即蜕化变质,成为了与孙中山为敌的新军阀。至此,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基本上经历了先是依靠会党、继而依靠策动新军、再而依靠某些地方军阀进行的三步曲历程。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但是“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从来不曾创造一种真有革命性的军队”[①]。因此,孙中山只能时常依赖于别的军阀武力对他的感情为转移,而那些军阀往往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就能够翻脸,明天即成为仇敌。对于这一点,孙中山自己曾痛苦地检讨说:“我们国民党革命了三四十年,从未有指挥过自己的军队去打过仗,差不多全是利用着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②]惨痛的教训,促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借人之力量以干革命事业,并且终不可靠”[③],要想使革命事业得到发展,在建军问题上非另谋出路不可。这就为他后来虚心学习苏俄建军经验以创建革命军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当在艰难顿挫中不断思考探索之时,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给了孙中山国民党人以巨大的启发。朱执信特地翻译了列宁颁布的苏俄《劳动军法规》,对“兵的改造”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要以苏俄的劳动军为楷模,建立一种“能有主义的、有希望的”军队,“就是创造一种劳动军,这个劳动军就是俄国最新的劳动军一样”。[④]朱执信的建军方案无疑会对孙中山产生积极影响。孙中山通过对比苏俄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教训,认识到:苏俄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而中国革命是“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⑤]于是,他得出了一条历史的结论:“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⑥]那么建立一支什么样的革命军队呢?孙中山的答案是:“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⑦]

二、师法苏俄模式黄埔建军的理论

为了学习苏俄建军经验,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代表团耳闻目睹了苏联红军和各种军事学院的组织、制度、训练的经验。与此同时,苏俄派出了鲍罗廷等一批政治、军事顾问于同年10月相继到达广州,他们带来了建军经验和方法。这些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黄埔建军提供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黄埔建军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孙中山从苏俄的成功经验中体会到以主义建军的威力。他认为年轻的苏俄,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乃在于“其军人皆有主义,有目的,故能与农工联合而改造新国家”[⑧],“俄国革命的兵士都是明白革命主义的,所以他们不徒是打走俄皇,并且打败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诸联军。”[⑨]由此反观自己,深感“苦无主义相同、百折不挠之军队足够运用,……数十年革命前尘,恍然如梦”[⑩]。于是,深刻认识到多年来时断时续地依附于他的军队,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用革命的主义来武装。这些“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 。[11]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确立了以主义建军的原则,把是否信仰三民主义作为革命军的主要标准之一。他强调指出:“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了革命军”[12];“兵士要发生精神,便先要有主义;先有了革命主义,才有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奋斗精神。”[13]因此,他向各军将领呼吁:“我们必要做宣传的功夫,让这十几万兵,都明白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他们明白了主义之后,他们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样;他们的能力,必定同俄国的兵士一样,出去打仗,便有胜无败”。[14]

如何把以主义建军的原则贯彻到军队中去呢?早在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整军中就曾努力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军队,但那时,“主要是运用依靠个人的整军方法,让个人能接受革命思想,了解三民主义,还没有从建立革命的军事制度去保证它”  [15]。这时的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一改以往专靠个人感化的办法,而是师法苏俄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把以主义建军的原则制度化。

    第二,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

孙中山认为苏俄革命成功关键在于有一支党军,“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16],而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满清之后,没有革命军继续革命党的志愿”[17],缺乏一支像苏联那样的党军。因此,孙中山提出要把党的建设与军队的建设结合起来,指出:要“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18];革命党“今日第一级工夫,要先设法感化在西南政府旗下的军队,完全变为革命党员,一致为三民主义牺牲,而不为升官发财而牺牲。如此,则军队、党员便可成互助之奋斗,而革命之成功指日可期矣。”[19]当时的其他国民党人也深刻认识到党与军队的密切联系。1924年6月16日,汪精卫在欢庆黄埔军校成立的宴会上指出:“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20]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国民党人进一步确立了以党治军的原则,把是否与革命党共同奋斗作为革命军的主要标准之一。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21]廖仲恺则更明确主张要以党制军:“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22]

为了使以党治军的原则制度化,孙中山仿效苏俄在黄埔军校中设立了党代表制度,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国民党代表。党代表的职权是作为国民党的代表监督军校的各项工作,军校的一切命令必须由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党代表的权限与校长并行。这种制度保证了党的主义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地防止军队变成个人独裁专横的工具。后来,又将党代表制度推行到军队中去,并逐步完善化,制定了《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赋予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长官等同的权力。这就从建军的制度上,确立了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第三,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在军队与人民关系的认识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1923年底,他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指出:“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