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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人对黄埔建军之认识初探

 

四、军校的表现与军力评估

军校于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至十月十五日即初试啼声,参与广州政府平定商团之役。商团事件的起因、经过与解决,非本文所能详述,此处仅说明商团事件发生过程中,外人对黄埔军校所扮演角色之看法。十三年八月中旬,广州商团溢额进口武器,事为广州政府察觉,命黄埔军校蒋校长加以扣押,并且暂存于黄埔。十月六日的《华字日报》藉机大做文章,攻讦此举是因蒋校长为扩充实力而起,其文云:此次商团军械被扣,外间但谓为廖仲恺、胡汉民等所主持,而不知其起意者实为蒋介石。蒋为浙江人,眼见广东只有滇、桂、湘、豫等军,各植势力亦各饱所欲;彼亦欲自起一支浙军,以争雄于珠海云山间,……(蒋)在黄埔办理陆军学校,入校学生,六个月速成毕业,即驱之为兵;但有人无械,也是枉然。忽闻商团有此一帮利器,船经黄埔时,蒋遂眼见心谋,即与廖、胡相商,决意扣留。而廖、胡两人,亦欲组织农工团之共产军,以迎合孙中山意旨,得此帮商械可以速成。因此亦赞同蒋议,而扣械风潮乃风起云涌。[83]十月十日,广州政府将部分扣押的军械交还商团,是日正值国庆日,广州群众举行纪念大会及游行活动。商团点收武器时,值游行群众前来,因彼此疑忌,双方遂起冲突,游行队伍被商团射击造成死伤,广州政府遂决定以武力平定商团,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对十月十日冲突事件之报告,谓是因游行队伍前来干预商团点收武器而起,尤其强调此一游行队伍中包含有“赤色学生军”——即黄埔军校学生——在内。[84]十月十五日,广州政府的革命委员会任命蒋校长负责指挥委员会所辖黄埔军、工团军、农民军、湘军讲武堂学生、滇军干部学校,及吴铁城的警卫军等,以平定商团之变。[85]据《华字日报》所载,十五日凌晨四时起,向广州西关商团据点进攻的,是以许崇智的粤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李福林的福军为主,并谓“福军……以机关枪掩护共产党之学生军(按:指黄埔军)向商场放火,……此次攻击,省长公署为临时指挥所,蒋介石主其事。”[86]

据俄国顾问的回忆,有两连黄埔学生军参与此次平定商团的行动,但未特别提到军校生的表现;[87]《华字日报》对于此次事件之报导,一面倒向商团,极力攻诋广州政府的军队,对黄埔学生军的表现,则无太多叙述;英、美官员及外人的其他报纸期刊,对于商团事件中黄埔校军的表现,也缺乏描述。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平定商团叛变时,黄埔军训练未完,实战经验缺乏,并无多大表现。[88]不过也有肯定黄埔军在平定商团时表现优异的说法,例如十六年八月的《北京满铁月报》谓:军官学校设立后数周,与广东商团军冲突,学生军于是役出乎预料的发挥战斗力,首度表现战功。[89]又如研究黄埔军校与国民政府关系的吉勒斯派指出,在平定商团事件中,黄埔军校有两点贡献:第一、军校政治部指导学生积极进行示威宣传工作;第二、派遣两连学生军参与清剿商团的战役,黄埔学生同时在部分工团军开赴战斗前,协助工团军从事训练。[90]或因参与此次实际战斗的学生人数较少,故未受到当时外人之特别注意。

平定商团之役,黄埔校军的实力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民国十四年二月第一次东征之初《华字日报》甚且对黄埔校军的实力嗤之以鼻,其词云:蒋介石之军官学生,半是收宁波子弟,而开办未几,程度可知,于粤省地形,又一概茫然不知,现以之充丘八,驱赴前方作战,何堪效命应敌?故出发虎门后,只在沙角威远各炮台,权充台兵,担任警卫戒瞭望而已。且各生不惮千里来粤,令先充兵出战,情实不甘,于是多数不充装潜逃,连日以来,各区队长均有学生私逃之报告多起云。[91]《华字日报》甚于反对立场,对广州政府及黄埔军校常作歪曲不实之报导,前述引文又为一例。过后不久,黄埔军在东征战场上的优异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不啻对《华字日报》之恶意中伤作最有力之反证。第一次东征是在十四年二月四日下达攻击令,广州的政府组成“联军”,东向扫除盘踞东北的陈炯明势力。黄埔军是以教导一、二团为主,加上军校第二期学生,仅占联军的一小部分,然所谓联军中的滇、桂军,并未实力出击,因此黄埔军以极少之众,却立下赫赫战功。东征之初,黄埔军即表现良好的军纪,与传统中国军队判若云泥。《华字日报》报导谓:联军入东莞后,洗劫街市,幸军官学生稍受教育,入城后即竭力弹压,然后军队始稍敛迹。[92]北京满铁月报也曾盛赞黄埔军在第一次东征时军纪严整,深得战区民众之信仰。[93]

黄埔军的英勇善战,也在第一次东征时开始展现,淡水一役,《华字日报》报导称:“此次战事之剧烈,实为两年来所未有”,而作战时,“蒋介石之军官学生为最不怕死,故该军死亡人数,较他部独多。”[94]北京满铁月报引述俄顾问加伦的话,谓黄埔军及其所训练的军队(教导团),其战技之精巧,临阵之勇敢,即使在欧战中,也罕见其匹。[95]因此,在第一次东征过程中,黄埔军以区区千人之数,却成为联军击败陈炯明的主力。东征时的首席俄国军事顾问加伦曾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粤军,特别是寄托在黄埔军校的教导团”;[96]《华字日报》发表短评谓:“此次联军主力全在学生军”;[97]密勒氏评论报说:“在东江击败陈炯明的战役中,学生军实具举足轻重的地位。”[98]

第一次东征之胜利,自系因蒋校长、教导团何应钦团长等指挥得当、黄埔军有主义指导,有建国目标,前仆后继,英勇作战,不畏牺牲所致。不过当时外人除承认黄埔军英勇善战之外,对黄埔军致胜原因,另有两种说词,第一是归因于俄国顾问之协助。按:一次东征时,随黄埔军工作的俄国顾问有二十名,协助策划战略、指导炮兵、通信、军需等业务、操作铁甲车等,[99]对东征自不无助益。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报告称:陈炯明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林虎的背离,(二)苏俄军官与顾问对粤军的协助。……俄国人长久以来即在广州指导粤军及黄埔军校的年轻军官,并随军上前线作战。他们在军需与运输部门提供协助,同时也在野战场提供正确的指导。[100]《顺天时报》报导东征消息时说:“此次孙中山军队所以能节节击败陈炯明之军队,虽未尝无其他理由,但俄军官之指挥得力,究为其主要原因之一。”[101]俄国顾问中,又以首席军事顾问加伦最受瞩目。加伦于民国十三年十月下旬抵广州,随即策划第一次不征。加伦是一心思细密、讲究方法之人,对计划的布署,钜细靡遗。[102]研究中国军事史的刘复认为,棉花湖之役的胜利,主要固然应归因于蒋校长的指挥,但加伦在此役的贡献也不容忽视。[103]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尤其强调加伦这重要性,认为:“黄埔军在东江战事之所以获致进展,是由于前沙皇时代的俄国上校,即现在被称为加伦将军者负责参谋指挥、运筹帷幄所致。”[104]

第二个原因,是黄埔军的政工制度发挥功能,使革命军的武力与群众结合所致。当时黄埔军的政治工作往往为军事之前导,政工宣传以东江前线的工人、农民为对象,数以千计的传单、革命歌曲在东征期间散发给陈炯明所部军队与东江农民,在已占领的城市中召开工农民会议,并加以组织。[105]由于注重唤起工、农群众,[106]故《华字日报》认为:“攻入海丰者,全非许(崇智)、蒋(中正)军队冲锋陷阵之功,而为一介专搅农会之共产党人彭湃之力。”[107]此种说法自然过于片面,不过从中可窥当时共党分子在动员民众的工作上,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不久,原驻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心怀异志,危及广州政府,政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乃命蒋校长为总指挥,率党军(黄埔军)、粤军回师驱逐杨、刘,于十四年六月中旬成功肃清杨、刘反动势力。综观此役,仍以黄埔为主力,《顺天时报》云:“粤军回师平杨、刘,其友军以黄博之学生军为主力。”[108]加伦在平定杨、刘之叛时,担任参谋长之实际任务,对作战指挥影响甚大。[109]《顺天时报》曾谓:“此次粤军大奏凯旋,实因俄国将校指挥得法之故”,[110]可见对俄国顾问评价甚高。此次回师讨杨、刘,当军政治部为配合军队作战,特组战时宣传队,由政工人员及军校学生编成,以李之龙(共党分子,后为海军局代局长,三月二十日事件要角)为队长,先行宣传,组织策动民众响应。[111]《顺天时报》称此次平定杨、刘,“并非主军与客军之战,实是共产军与反共产军之战。”[112]其所以仍视黄埔军为“共产军”,或即是过分重视俄国顾问及军队中共党影响力所致。

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身为广州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廖仲恺被刺身亡。暗杀事件本身及对政局造成的影响,是各方十分关切的问题。当时外人多认为廖仲恺之被戕,乃国民党内共产、非共产两派明争暗斗之结果,他们指廖仲恺为“共产派”之首领,视黄埔军校为“共产派”之武力凭藉。[113]八月二十五日,黄埔军校派兵在广州实施戒严,开始逮捕涉及廖案的关系人物。[114]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向国务院报告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黄埔学生军占领广州,挨户搜索,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及廖案的官员。这是意料中的左派与共产派之间决裂的开始,也是共产派在苏俄顾问指导下展开的第一步行动。[115]《顺天时报》对于广州政府对于逮捕涉及廖案人物之行动,说成是“大兴党狱”;[116]胡汉民因涉嫌被拘押后,《字林星期周刊》引述一位原告广州的外人谈话谓:胡汉民被捕后,广州可能展开整肃、屠杀的说法,并不足为奇。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其反对者之间的清算总帐,是广州人民意料中之事。不过结果并不乐观,因为黄埔学生军在俄人训练下,最后胜利也将归布尔什维克党所有。[117]当时的外人认为,蒋校长与黄埔军自廖案后,遂渐稳固的控制着广州的局势,不过他们却将黄埔之胜利误解为布尔什维克之胜利。美国驻华公使在九月上旬向国务院报告说:“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表面上成为政府的领袖,实际权力则落在蒋中正及由俄人所训练的黄埔军之手。”[118]美使特别强调黄埔军接受俄式训练,甚至说,在粤人眼中,黄埔军“形同外国军队”,希望粤人领袖能联合一致,“将黄埔军与俄人一起驱遂出广州”。[119]美国官员所表现的对黄埔及俄国顾问的排斥倾向,事实上是惟恐俄国影响力进入广州后,将对美国利益产生威胁。

当蒋校长与黄埔军已成为广州政府的主要支柱时,外人对广州政府及黄埔军并不友善,从二次东征前后,他们不断表示欢迎陈炯明回粤之态度即可证明。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字林星期周刊》登载一篇对陈炯明的专访,称许陈能够对抗“广州赤军”,[120]并说:“众所周知的是,广东人一直期望国民党中的白色势力—唐绍仪与陈炯明—能够回粤驱遂赤军”。[121]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曾金斯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蒋已控制广州及其附近地区,据传陈炯明与其他粤军将领因反对俄人及过激主义,将联合起来,由粤东进攻广州,……陈炯明在过去三年来一直是广州的(白色希望)(White hope),但他未能解救这个都市,而且期望他能再度有辉煌表现,也是不可能的。[122]这个时候的曾金斯,虽然在态度上并不支持蒋校长与黄埔军,但又不敢期望陈炯明能有所作为,因此对广东局势发展之报告,显得闪烁其词。例如九月二十八日的报告说:粤军领袖计划与陈炯明联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将黄埔军逐出广州,不过如我前已指出,除非他们能团结一致,否则很难成功。蒋中正的真正意向仍是个谜,他除了宣称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外,并无表现意愿的举动,……蒋是否继续追随俄人,以获取利益,或是蒋本身力量已足,在俄国顾问无利用价值时,即将之驱退,则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肯定。[123]十月二十三日,曾金斯续言:“蒋校长正继续强化黄埔校军,而且显然已成为广东最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但由于……与俄人关系过于亲密,已使他失去一般民众的支持。[124]

在第二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所建立的军队,[125]不过外人对这次军事行动较少评述。曾金斯曾报告惠州之役的消息谓:“是役十分惨烈,……黄埔军及联军死亡超过七百人,受伤者更多,占领惠州后少见抢掠之事发生。”[126]曾金斯肯定蒋校长的才干优于他的对手,并认为:“从这次军事行动进展迅速看来,广东的反对势力能否对蒋中正或黄埔军构成威胁,已是一大疑问。”[127]《字林星期周刊》的通讯员报导东江战事时指出:“陈炯明若要打败蒋介石的布尔什维克学生军,唯一的办法是拉长战线,分散蒋介石军队战力,因为黄埔军在苏俄装备及顾问训练下,战力何啻陈军十倍。”[128]由此可见,外人一方面肯定黄埔军战力可观,另一方面则仍旧十分强调俄国顾问与援助对黄埔建军的重要性。

到十一月间,二次东征将届结束之际,曾金斯认为,蒋校长已毫无疑问的成为广州政府之主宰;曾金斯同时指责粤人过去从未能团结一致,为广东省民众谋福利,现在如果又推翻蒋中正,则广东恐怕又要面临新的混乱时期。[129]言下似有广州已不能缺少蒋校长与黄埔军之意。

民国十五年初,《字林星期周刊》报导说,俄人与广东军事领袖间的分歧已经产生,黄埔军校学生与俄国顾问间的冲突更是随时可能爆发:事件的爆发,内在原因是国民党右派之推波,外在原因是军校中非共学生的反共要求。[130]至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后,外人普遍以“政变”视之,密勒氏评论报认为:事件的爆发,内在原因是国民党右派之推波,外在原因是军校中非共学生的反共要求。[131]事件之后,蒋校长的言动最为外人瞩目,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蒋先生此后的政策是渐趋温和或者转而激进?英国驻粤总领事杰弥尔逊最初认为此事件是俄国顾问与激进派对抗广州政府中的温和势力之结果,[132]此时的蒋先生,被认为是“温和派”。但杰弥尔逊即而感到不解的是,蒋校长似乎很快的又与俄人合作,温和派反遭排斥。[133]曾金斯则认为三、二十事件后,蒋校长并未驱逐俄人,是由于发现黄埔军中的激进分子,远比想像的多,因此蒋校长此后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整顿黄埔军。[134]四月十日,军校中由共党分子及倾共学生所组成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告解散,曾金斯认为这是蒋校长有意遂步清理黄埔军中激进分子的证明。[135]不过后来的种种迹象显示,蒋校长似无意与俄人断绝关系,曾金斯一度对蒋校长的意向感到疑惑,[136]但不久曾金斯即归结出其中的道理,他认为俄国顾问之所以继续留住在广州,主因在于:每一艘抵达广州的俄国船都运来武器与军品,这些物资的分配权掌握在鲍罗廷之手,因此他在广州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37]民国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曾金斯在呈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此一问题有进一步的申论,对蒋校长之地位与作法也另有一番解释:蒋中正已成为广州的统治者,无论共党或温和派,皆不足以与蒋对抗,更不足动摇其权威。蒋仍旧一如往常,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及为国民革命及国民党奋斗的信念。目前,蒋虽与共党分子及俄国人合作,不过一般咸信,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仍需要俄国所提供的军事物资与资金的援助。[138]

选自《历史学报》(台湾师大)1984(12)

                            (作者单位:台北师大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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