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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师生与国共两党军队的建立和发展

三、军校师生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和壮大

在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党人真正“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41] 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

众所周知,随着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两个右派集团先后分裂首次国共合作和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之有识之士,在血的教训面前开始认识到:“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此会议前后(主要是会后),共产党人决心“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42] 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多支工农红军,创立了十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既有革命的军事理论,又有北伐之军事实践,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艰苦奋斗,为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贡献了力量、甚至宝贵的生命。

1927年秋冬,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前一次起义的主力是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及第三军的教导团与南昌的警察大队,后两次起义所依赖的主要是原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与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及湘赣边和广州的工农武装力量。当时,在这些原北伐军和各地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中任职的军校师生,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三次起义;有些人还成为中国最早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2781日南昌起义时,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前委委员恽代英和张国焘(中共中央代表)及周士第、唐天际、陶铸、彭干臣、董朗、雷经天、蔡申熙、廖运周、王尔琢、毛泽覃、刘畴西、孙德清、夏曦、郭沫若、彭明治、朱云卿、徐百川、陈赓、毕士悌、彭仲贤、廖运泽等24名师生参加了起义。中共前委特别是周恩来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9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发动时,有卢铭德、余洒渡、张子清、徐彦刚、陈毅安、伍中豪、刘型、谭希林、朱云卿、张宗逊、陈伯钧、王良等10余名师生投身于起义,其中卢、余分任起义的总指挥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29日广州起义举行时,有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黄锦辉、季步高、雷经天、蔡申熙、叶镛、吴展、徐向前、赵自选、程子华、陆更夫、郭天民、黄公略、袁国平、段玉林、倪志亮、何昆、张赤男等20多名师生参加了起义,其中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恽、季、雷分任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是这次起义的策划领导者之一。[43]

上述有五六十名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参加的南昌、秋收和广州起义,是这期间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众多起义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大起义。它们分别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上的三个第一:即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4]秋收起义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尝试过建立第一个城市工农革命政权。其最重大的成果是前两次起义的部队,在井岗山根据地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为一个团后,于192710月抵达井岗山的茅坪。南昌起义军余部于次年初在湘南发动年关起义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时在军中任职的师生有陈毅、王尔琢、李天柱、杨至成和林彪等人;该师于4月在井岗山区的砻市与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后,共同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为朱德,政委是毛泽东)。自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以下,有一批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在该军中任职。他们为红四军的发展和井岗山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见,军校师生的中共党员是我党最早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及她独自领导的新民主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45]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鲜艳红旗。这对于日后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与工农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中国各地的工农红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建成为几个方面军的;它们在各大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颇具声势的土地革命。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在这期间的红军斗争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埔军校的部分师生积极领导并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和斗争的工农红军,除井岗山的红四军外,还有湖南平江起义和广西百色龙州起义的部分队伍等。1928722日,有黄公略参与领导,及邓萍、贺国中、黄纯一、胡筠(女)等黄埔毕业生参加的平江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结果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该军主力于年冬开赴井岗山宁冈地区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红四军主力分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开辟了赣南与闽西红色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则返回平江地区,为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奋战。当时及稍后,邓萍曾任红五军参谋长等职,黄公略曾任二纵队司令、副师长等职,胡筠和贺国中则分任一纵队长与7团党代表,他们为红五军的壮大及其根据地建设出了大力。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四军和红五军分别扩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1930年初,广西百色龙州起义所诞生的红七军之部分主力,在军校毕业生雷经天、冯达飞、袁也烈等率领下转战到赣南地区后,与其他的工农武装组建成工农红军第八军,由李天柱、冯达飞先后任军长,是年夏间,第一、三军团等联合组建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它在1930年冬至1933年春接连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队伍扩充壮大到拥有6个军团约14万人,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巩固和扩大。这期间,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军政职务:如周恩来、张国焘曾分任中央革命军委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项英曾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聂荣臻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军团政委,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六军团政委,袁国平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曾任红军副总参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杨至成和范树德曾分任中央军委会供给部长、总经理部长,张宗逊、倪志亮曾任红军大学政委和校长,朱云卿、郭化若、杨林曾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郭天民、罗瑞卿、王诤曾分任红一方面军的一局长、保卫局长和通讯部主任,林彪、左权曾分任红一军团长和代理军团长,徐彦刚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及湘鄂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曾任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此外,还有一批黄埔毕业生分别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所辖各军的军长与军政委,及各师的师长与师政委等职。他们都曾为人民军队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及中央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可谓是肇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元勋功臣和中坚力量。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1934.101935.10)到达陕北扶施地区的吴起镇后,与由军校生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陕北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该军团系由刘志丹、王泰吉、阎揆要、唐澍等领导发动的渭(南)华(县)起义所组成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以程子华任军长与政委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9月联合组成)胜利会师。不久后,红十五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两者合成一体共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奋战。抗战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之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一五师。

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在各地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及参与创建的主力工农红军和重要革命根据地,还有以下一些:

在湘鄂西地区,19279月有段德昌、肖人鹄、方之中、黄鳌等人领导举行的鄂西秋收起义,创建了以肖任军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五军。是年底又有周逸群等利用部分国民革命军(贺龙旧部)和工农武装发动的湘西桑植年关起义,拉起一支红色队伍;段德昌与段玉林等也于次年初领导公安暴动建立了一支工农武装。在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下,这两支工农革命军组成了红军独立第一师。它与红五军一起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革命根据地。19293月,湘鄂西之红军改编成红四军(后为红二军)。次年初,洪湖地区的红独一师则扩编为红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兼参谋长和一纵队司令。这年7月,红二军和红六军联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第二军团。这期间,周逸群曾任红六军政委和红二军团政等职,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湘鄂西根据地的孙德清和夏曦,则分别担任过红二军与红六军军长及红二军团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显然,军校师生出身的红军将领,是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随后,红二军团成为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辖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的主力之一;湘鄂西根据地也恢复扩建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随红二方面军长征(1935.11—1936.10)到达甘肃会宁后,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出过大力。它在抗战初期成为八路军一二0师的组成部分。

在鄂豫皖边地区,192711月有潘汝忠、吴光浩等人领导发动的黄(安)麻(城)起义,创建了以潘、吴分任正副总指挥的鄂东工农革命军;他俩成为开辟鄂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第二年,鄂东军曾先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由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随后,鄂东根据地扩大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任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三十一师长。19295月有周维炯、肖芳等人领导举行的河南商南起义,成立了以周为师长的红十一军三十二师,他们是豫东南根据地的开创者。同年11月又有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发动的六安、霍山起义,成立了以徐为师长的红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后为中央独立一师),他俩成为最早树起皖西北革命根据地红旗的人。随后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由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长;19304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兼任军政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军参谋长(军长是邝继勋),蔡申熙、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等则分任师长或师政委。从此后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北3块根据地联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次年11月,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年后它扩充为5个军约8万余人,并新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张国焘,先后任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四方面军政委等职,曾中生曾任鄂豫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参谋长等职,蔡申熙曾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二十五军长,徐向前曾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和东线总指挥等职。由此可知,军校师生中出身的红军将领,是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力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31936.10)到达甘肃会宁后,参与了建设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于抗战初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二九师。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的创造建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参加前述12次起义的黄埔前六期师生就在75人以上。由于有的军校师生或参加了其他的起义,或受派进入根据地之红军中工作,故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军校师生出身的任团长以上的红军将校至少有103人。他们之中有校本部及各分校的教职员23人,第一至五期毕业生分别为22人、6人、6人、19人和8人,六期和高级班毕业生6人,武汉分校毕业生13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军团副参谋长以上职务的21人(军委会和红军总部领导7人,军委直属部门领导4人,军区领导2人,一方面军及所属机关和军团领导8人)外,还有任方面军领导者5人——其中总指挥1人,参谋长2人,政治部主任2人;任军团领导者11人——其中军团长和政委6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人,参谋长3人,政治部主任1人;任军级领导者30人——其中军长和政委14人,总指挥3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各4人;任师级领导者26人——其中师长和政委15人,副师长1人,参谋长6人,支(纵)队长和政委4人;任团长者3人。此外还有任省市军委书记者6人;任省军事特派员者1人。在上述的一百多名将校中,当时为革命而牺牲者就达50多人,他们为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46]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红军将领,是中共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所依恃的中坚甚至核心力量。这些人曾为创造人民军队进行浴血奋战,为党的建军事业建树了勋业。

抗日战争期间是人民军队长足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和南方8省之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它们分别活跃在华北与华中广大地区的敌后战场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抗击日伪军。八路军的3个师先后在华北与华东地区开辟了晋绥(含晋西北、绥西南2区)、晋察冀(含北岳、冀中、晋热察辽3区)、晋冀鲁豫(含太岳、太行、晋冀豫、冀南、冀鲁豫5区)、山东(含鲁南、胶东、鲁中、鲁西、渤海5区)等抗日敌后根据地;整个部队在8年抗战中发展扩充了20多倍,组建了多个根据地军区和野战军纵队或兵团,总兵力达90多万人。新四军的4个支队转战在华中的苏、皖、豫、鄂、浙等省,逐步建立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含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浙东、皖中、鄂豫皖8区),队伍在抗战中发展了10多倍,总后力达30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不少红军将领,这期间在中共中央军委会、八路军与新四军总部,及其各师旅、各纵(支)队与各根据地军区等,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其中在中央军委及其所属部门任职的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军委会参谋部长兼四局长陈奇涵、参谋部长兼延安卫戌司令许光达,军委会所辖各局局长王诤、郭化若、李逸民、郭天民、张宗逊、三五八旅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还有军委所属部门之处长数人(如常乾坤等)。在八路军总部任职的有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三纵队司令)和王世英,总司令秘书长张友清和总参议宣侠父;在新四军军部任职的有代军长陈毅,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抗战初在八路军各师旅任职的有: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参谋长倪志亮,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三八六旅长陈赓,三五九旅长陈伯钧,新一旅长唐天际等;抗战中后期任八路军各纵(支)队领导者有11人,如二纵队参谋长阎揆要,三纵队政委程子华,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五纵队司令兼政委罗瑞卿,五纵队副司令兼独立旅政委成仿吾,平原纵队司令员袁仲贤,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刘型,第三支队政委雷经天等(兼职的3人前已列名);此外,还有任根据地大军及其所辖区之军区领导者22人次,任抗日军政大学、通讯和炮兵、学校等军事院校领导者11人次。抗战后期,任新四军所属师旅与纵(支)队及各辖区根据地军区等领导职务者,则有七师长谭希林,七旅长彭明治,十六旅参谋长张开荆,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挺进支队代政委陶铸,一旅供给部长周文在,鲁南军区政委赵镈,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季方等。以上这40多名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为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和各抗日根据地区的建立、巩固和扩大,各自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壮大成熟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和国民党即在美帝国主义等支持下,挑起了反人民的内战。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45年冬开始,逐步组建了各抗日根据地的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至19493月间整编成人民解放军5大野战军,这就是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两野战军组成),辖有第一、二、十八、十九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由晋察鲁豫野战军改编而成),辖有第三、四、五3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由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地区之新四军组成),辖有第七、八、九、十4个兵团;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等扩编而成),辖有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4个兵团,加一个铁道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华北野战军(由晋察冀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之一部编成),辖有第十八、十九、二十3个兵团(前两兵团19494月后拨隶一野)。这期间,不少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为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各野战军的组建出过大力,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各野战军与大军区,及其所属各部门与兵团、纵队等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中有任中央军委及解放军总部领导者4人(有2人兼华野及华北军区正副司令员)、任各野战军及大军区领导者4人,任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及野战军与大军区所属部局领导者10人,任兵团副参谋长以上领导者16人(内含5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任省军区、纵队、各军的领导者10人(内含1名起义将领),任军区所属机关与各师的领导者3人(内有1名起义将领)。统计上述各类,黄埔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有47人。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解放军将帅录中,我们也可看到黄埔军校师生对解放军建设所起的中坚骨干作用。1956年我国实行军衔制时,共和国的10大元帅中,军校出身者占5人,他们是四野兼东北与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三野与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中央军委副总长、解放军代总长和华野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解放军总长、华野与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原一兵团司令和政委徐向前,中央军委副总长、解放军总长叶剑英;共和国的10位大将中,军校出身者占3人,他们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原二兵团政委罗瑞卿,三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57名共和国的上将中,军校师生占有8人,他们是一野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四野兼华中军区军需部长杨至成,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长陈伯钧,东北军区参谋长、辽宁和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四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军校师生出身的共和国中将有9人:即一野兼西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豫苏皖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谭希林,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电讯总局长王诤,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倪志亮,九兵团政委郭化若,中央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十三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彭明治,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少将有8人,即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方之中,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也烈,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局长洪水,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兵团政组部长周文在,东北军区财政委员会秘书长李逸民,山东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政委曹广化,十四军四十二师长廖运周。此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长周恩来、东北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四野兼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两广纵队政委雷经天等十几名军校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转往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地方政府从事党政领导工作,而未被授予相应的军衔。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指挥的人民军队,是其赖于完成新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武装力量。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人民解放军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始终起着中坚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和上面提到的几位元帅,实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通过全文的论述可知,黄埔军校是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的产物,是两党共同培养造就军政干部的学校。因此它长期受到国共两党人士的尊崇和纪念。国共两党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和人民解放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之师生中,他们在各自的军队里起着中坚甚至核心骨干作用。由此可知,军校是培养造就两党军队将校的摇篮。这些分属两党不同营垒的将校,随着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两度分裂,他们或团结合作,共同参加过国民革命的东征与北伐战争,及抗日救国斗争,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或分裂对抗,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兵戎想见,以决胜负,出现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伤心事。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国共两个政党性质的截然不同,直接决定了其各自所属之军队的不同性质。尽管国共两党的黄埔将校皆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占着特殊地位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两者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他们各自在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则更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8-509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蒋在192458日对第一期入伍生的讲话中称:“我们全校里面的同志,总共有九百零六个人”。

[] 《蒋介石先生再论联俄》,《政治周报》第5期。

[] 《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政治周报》第4期。

[]邓颖超:《重温国共合作历史,共同完成统一大业》,《人民日报》1984117日。

[]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20页。

[]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7页。

[]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3-924页。

[]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中国国民党党史编委会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85页。

[11]转见《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页。

[12]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4页。

[1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6号。

[14] 《廖仲恺先生训练官兵讲演集——中国国民党军人教育集》第3集,广州印行,第63页。

[15]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50~51页。

[16]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卷第3期。

[17] 《廖仲恺陈秋霖同志死难周月纪念册》,19259月广州版,第2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5页。

[21] 《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译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8-489页。

[23]贾丕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王柏龄:《黄埔创始之回忆》、《黄埔季刊》第13期。

[24]参见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黄埔军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有些数字是笔者据文内叙述汇总出来的。

[25]参见曾庆榴等:《关于黄埔一期中共党员的考证》,《广东党史》20024期,第36-41页。

[26]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27]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28]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4页。这是何应钦在中央党部孙总理纪念周报告中所说的数字。

[29]转见孙宪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这是陈军政部长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内讲的数字。

[3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大事月表》,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

[31]参见王永均编:《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新生等主编:《中国军阀史辞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文中的数学是笔者根据这三本书的有关内容综合统计出来的。另据三书统计可知,军校前六期师生溃台人员有升一级上将者11人,升二级 上将者8人,追赠上将者2人,升中将者6人。

[32]王新生等主编:《中国军阀史辞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页。

[33]王新生等主编:《中国军阀史辞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34]李松林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272275页。

[35]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0-511页。

[36]参见王永均编:《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新生等主编:《中国军阀史辞典》,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友春等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文中的数据是笔者据上述4书的有关内容统计得出的。本文以后之统计数目,凡同此出处者不再一一注明。另:国民党政府溃守我国台湾省后,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之将领任台湾“国防部”部长者3人,代部长3人,次长3人,参谋总长4人与副总长2人,局厅署长等8人;任“陆军”总司令者3人,副总司令5人,宪兵司令、空军副司令各1人,还有地区性守卫司令4人。

[37]王维礼等主编:《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38]王维礼等主编:《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189页。

[39]王维礼等主编:《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250267页。

[40]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0881页。

[41]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2页。

[42]转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这是毛泽东在19278月说的话。

[43] ] 参见王永均编:《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辞书编委会:《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参加南昌、秋收和广州起义的黄埔军校师生人数及姓名,是笔者据此两书中的有关资料统计汇总出来的。下文中参与各根据地起义和建设的军校人数,凡同此出处者不再一一注明。

[4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156页。这是周恩来在1972年写的一份汇报提纲中说的话。

[45] 《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2~513页。

[46]参见王永均编:《黄埔军校三百名将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辞海编委会:《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徐友春等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文中之数据,是笔者据此三书中之有关资料统计汇总得出来的,具体名单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下文中的统计数据与所列人员,凡同此出处者不一再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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