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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清代广东两次文化突进的成功经验

                                 赵春晨  陈享冬

提要:清代广东在阮元、张之洞先后督粤期间曾出现两次大的文化突进。这两次文化突进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地方主政者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兴学育才,发展教育;发展图书出版业;保护和利用地方文物、文献;大力促进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会。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

关键词:清代  广东  文化建设  阮元  张之洞

有清一代,广东出现过两次大的文化突进。一次是在清代中叶嘉道年间,江苏阮元来粤,任两广总督九年(1817年—1826年),提倡朴学,引导士人打破应付科举考试的章句之学和空疏的理学,作切实的学问研究,使广东学风为之一变,“一时经师词宗,联翩蔚起,风气始丕变焉”[1],为此后广东吸收融会中西文化、迈出近代化的步伐准备了条件。另一次是清末光绪年间,直隶张之洞来粤,任两广总督五年多(1884年—1889年),大力开展洋务活动,建厂购械,整顿海防,同时博采西学,兴办教育,给广东思想文化界带来一股新风,不仅使洋务思想在广东得到迅速传播和普及,而且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与民主革命思潮在广东的兴起及向全国辐射奠定了基础。这两次大的文化突进可以说是岭南文化发展的转折点,它使得岭南文化迅速地改变了以往的落后面貌,不仅赶上了中原文化的水平,而且开始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两次文化突进何以能够形成?它们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本文认为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地方主政者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是一省文化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上述清代两次文化突进,都是与地方主政者的态度和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阮元、张之洞两人本身就是文化名流,又都是精明能干的官员。阮元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极高,他“博学淹通,早被知遇”,“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2]侯外庐先生称他“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3],而钱穆先生则称他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4]。张之洞虽然不像阮元一样是学界领袖,但他也是少年高中,家学渊源颇深,自少就有广泛的学术兴趣。他在任四川学政时撰写的《书目问答》、《輶轩语》两书以及后来在戊戌维新时期出版的《劝学篇》一书,在学术界影响颇大。阮元、张之洞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化造诣,而且在从政期间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阮元“历官所至,振兴文教”[5],他本人也说:“余本经生,来总百粤,政事之暇,乐观士业。”[6]张之洞则认为“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7],而且“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8]。阮元、张之洞对于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在他们督粤之前就已有突出的表现。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著名的诂经精舍,在任江西巡抚时编刻了《十三经注疏》。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时创建了尊经书院,在任山西巡抚时又创设令德堂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他们有了这些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后,在督粤时就更为重视广东的文化建设,其对广东贡院的修整就是他们这种思想的反映。

在清代科举的四级考试中,秀才考举人的乡试是其中甚为关键的一环,因为士人只有通过了乡试取得举人功名,才算是进入了科举选士的正途。因此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士子对此是高度重视的。而作为一省乡试举行地点的贡院(或称乡试闱舍)在一省的文化建设中地位也极为重要,因为士子必须连续在其中进行几天的考试,乡试成绩的好坏与贡院的环境有密切关系。而贡院的环境与条件也直接反映了地方主政者对本省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视与否及重视程度如何。阮元、张之洞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在他们督粤时便对广东贡院进行了或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拓展改建。

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因兼署广东巡抚和学政而监临乡试,发现广东贡院“宇舍太小,烈日冻雨,殊难耐之”,甚为不满,于是立即倡议捐款扩建。他亲自对贡院范围作了勘察,并命工匠进行了周密的测量。乡试结束后,他招集刘彬华、谢兰生、吴兰修等地方名流进行商议,“乃率官属倡捐俸银,于是省会绅商继捐之,广属暨外郡绅士又捐之”。广东贡院的扩建工程,从道光元年十二月动工,翌年六月竣工,“共用银四万几百有奇”[9]。扩建后的广东贡院,不仅房舍数量比旧舍有所增加,共建成七千六百零二间,而且每间号舍通过加长、加宽、加高,舍内空间大大增加,舍外环境也大有改善,贡院附设的誉录所、对读所等处建筑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通过阮元的扩建,整个广东贡院变得宽敞舒畅,内外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士子的应试环境有了极大改善,这无疑是对士子及广东文化界的激励与鞭策,也是对尊重文教的良好社会风气的提倡和引导。

在张之洞督粤前,广东贡院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为炮火所毁,虽在咸丰、同治年间曾经重修,但仍因“迁就地势,未臻完善”。张之洞认为贡院“为抡才重地,必应闳厂整齐,始足以惠士林而防弊端”,因此他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因兼署广东巡抚而监临乡试时,派人“添建誊录房屋,加高甬道,移建两旁栅栏,填高至公堂地址”,对贡院作了初步的整修。乡试结束后,张之洞又“详加察阅”,提出了一个对贡院进行大规模整修的计划:贡院外要多买余地,“添建大门、二门各二座”,而头门外要将原来的葵棚改为瓦顶敞棚,并将附近民屋“一律收入贡院”。龙门则要加高加宽,甬道要“一律铺石”,阑干也要换成石阑,其他的道路则要用“灰沙舂筑坚平”。号舍要“分为四所,外建总门”。聚奎堂则要“加深放宽”,其他官员的住所也必须“量加修葺”。他认为这是“必不可缓、必不容已”的重大工作,因此委派司道“亲往勘视,悉心筹议”,并要求“绘图贴说,刻日禀候本部堂详核办理”[10]。张之洞提出的这个对广东贡院进行彻底整修的宏伟计划是否得到实施,因缺乏资料一时尚难以考证,但他对广东贡院的高度重视,则是无可否认的。

阮元、张之洞对广东贡院的高度重视,是他们重视广东文化建设的一个体现。他们将文化建设放在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海防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是更优先的位置,热心文教,精心擘画,方能取得造福后世的杰出成就。

                          

兴学育才,发展教育,乃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关键。阮元、张之洞都曾几度担任学政,主持一省的文化教育事业,对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在督粤时,对发展广东教育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清代前期,广东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及民间兴办的学校数目较多,但均为科举而设,志在利禄仕途,而与广东的学术文化建设关系并不密切,“学校书院之设遍天下,儒生竞为文以博进取,兀兀穷年,不外帖括,圣经贤传之旨,不暇寓目” [11]。就连当时著名的号称“粤东人才渊薮”的广州粤秀书院,嘉庆年间的院长冯敏昌就曾愤而指出:“而究之每书院数百人之中,实可谓竟无一人真想读书耳,士风之下,识趣之卑,一至于此,可胜叹。”[12] 阮元督粤以后,针对当时广东士人崇尚空谈、言心言性、不治朴学的风气,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二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仿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奋兴,有佳文一卷而给膏火数月者”[13]。后因求学士子日多,阮元多方勘查,最后在粤秀山麓建成学海堂书院。书院建筑古香古雅,不但是文人学士考课宴集之所,后来还成为广州的一处风景名胜。阮元多方为学海堂筹集经费,不仅自己捐献了前期所有师生的膏火,而且在离粤移节云贵前还妥善安排了学海堂以后的常年经费。阮元还经常亲自到学海堂课士和讲学,指导士人积极钻研朴学。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移节云贵,离粤前亲自拟订了《学海堂章程》,规定了书院的管理制度和运作的大体格局,为其长期坚持下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海堂以培训高层次人才作为重点,其学习摆脱了科举时文的束缚,反对空谈理性,极力提倡朴学。学海堂没有专门讲授的师长和固定的学生,只是每年四季考课,与诂经精舍一样,“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天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之法”[14],着重考核学生的学术研究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对诸生的佳卷雅文,除发给膏火奖赏外,还选集刊刻。所有这些措施,对当时两广学术风气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学海堂存在了约83年时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停办。据统计,期间一共有学长55人,招收专课肄业生16批约260多人。[15]清代后期广东著名的学者、文人、藏书家、刻书家、教育家,几乎都与学海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像曾钊、侯康、谭莹、梁廷枏、陈澧、朱次琦、李文田等人都堪称全国一流学者,而梁启超少年时也曾就学于学海堂。他们对清代广东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海堂也因此名噪海内,被誉为“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除集中精力办好学海堂之外,阮元还捐银饬建了三水行台书院,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张之洞督粤时,也以发展广东的教育事业为己任。鉴于省城粤秀、越华、应元三书院“专课时文,斋舍或少,或无肄业者,不能住院,故有月试而无课程”,而学海堂、菊坡精舍“用意精美,而经费无多,膏火过少,又以建在山阜,限于地势,故有课而无斋舍”的局面,张之洞创办了广雅书院。他亲自为广雅书院堪察了八处院址,最后才在广州城郊找到了一个“山川秀杰,风土清旷”[16]的地方。对于建造和维持书院所需的大量经费,他除自己捐献历年积存廉俸公费外,还尽量从各项公款拨出部分经费,同时又积极劝导广东绅商捐献,最后筹集到一笔巨款,使书院的建造经费和常年经费较为充裕。广雅书院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七月建成,其建筑规模宏大,张之洞“亲往勘定,绘其图说”,同时还“派员估计监修,查照图式,精心营造”,要求工料百物“并须精好”[17]。他还亲自考察书院准备招收的首批学生,“发题各属诸生,试以文字数首,出色者即行调取”[18]。张之洞亲自选聘了广雅书院首任院长梁鼎芬及四名分校,拟定了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广雅书院的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经济四门,要求诸生“不分门户,不染积习”,各随性之所近者,择而习之,以期专精,各门皆令兼习词章。张之洞要求“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而“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19]。张之洞设立书院的目标,是要“鼓舞士类,维持世风,上者阐明圣道,砥砺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桢干之才。次者亦能圭璧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淑身化俗”[20]。书院落成之后,张之洞时常到书院督促学生学习、考核学业,“于公余之暇,间诣书院考业稽疑,时加训勉,先之以严辨义利,课之以博约兼资,大旨欲力救汉学、宋学之偏,痛戒有文无行之弊”[21]。他还专门上奏请求皇帝颁发广雅书院匾额,以求书院能长期坚持下去。在移节湖广后,张之洞对广雅书院仍多方关心过问,例如他仍亲自评阅诸生课卷、关注书院藏书楼情况等。广雅书院后来迭经变迁,先后易名为两广大学堂、两广高等学堂、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东省立南路临时中学、广东省立广雅中学等等,直至今天仍为广东教育界的一方重镇,为广东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蜚名海内外。更为重要的是,广雅书院教学方针和学习内容灵活,办学体制和教学管理也有创新之处,成为广东教育由传统旧式教育转变为近代新式教育的重要的过渡环节。另外,张之洞还对肇庆的端溪书院、潮州的金山书院进行整顿修葺,促进了广东各地的文化建设。

同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状况,张之洞在广东大兴洋务新政。他于设厂购械之外,还积极在广东兴办新式教育。他将广东原有的实学馆改建为博学馆,用以教授西艺。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又将博学馆扩建为广东水陆师学堂,额定招收水师、陆师学生各70名,并聘有中外教习数十名,其中包括首批美国留学归来的詹天佑等人。这是一所初具雏形的近代军事学校,它也是张之洞大办洋务教育的开端。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又在该堂增设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门新的“确有实用”的学科,以求“资自强而裨交涉”[22]。张之洞建立的这些新式教育,对于推动广东的文化建设和近代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阮元、张之洞对发展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创办的一些学校,一方面转变了广东的学术风气,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地位,使广东学术的发展适应了全国学术发展的潮流和趋势,逐渐由边缘进入主流并最终走在前列;另一方面,这些学校所培养的大批人才,成为广东文化建设的中坚和骨干力量,是清代广东实现文化突进的基础。

                                

图书是最基本的文化载体,发展图书出版业是繁荣地方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清代广东两次文化突进的重要表现之一。阮元、张之洞两人对于推动广东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大量刊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和当代学人学术研究成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清代道光以前,广东藏书、刊刻严重滞后,“粤省虽号富饶,而藏书家绝少”,“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本省刻板无多”[23]。即使在康乾盛世,广东收藏和刊刻的典籍亦寥寥无几,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很大。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而向各省下诏征书时,广东呈送书目仅12种,在全国列倒数第二位(云南为4种,列倒数第一位)。这种情况在阮元督粤后迅速发生变化。在学海堂建成后,阮元将教学、学术研究与刊刻典籍结合起来,以学海堂为基地,组织人力开展了大规模的典籍刊刻工作。

阮元主持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图书刊刻工作,便是辑刻《皇清经解》。他一方面是为了保存文献,弘扬当时已发展到顶峰的经学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书”,出于课士育才的需要,因此他将清代解经之书集中刊刻流传,“以惠士林”[24]。《皇清经解》的辑刻,从道光五年(1825年)开始,至道光九年(1829年)告竣,前后历时四年多。虽然阮元于道光六年(1826年)移节云贵,但其时已成书近千卷,而且他在离粤时特别留足经费,安排好人手以保证全书的顺利完成。《皇清经解》继阮元在江西所刻的《十三经注疏》之迹,收书183种,共计1400卷,内容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地、校勘、金石、历算、小学等,汇集了顾炎武、惠栋、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焦循、刘逢禄、阮元等七十三位经学大师的重要著作,将嘉庆之前清代解经之书网罗殆尽。《皇清经解》的辑刻是清代前期汉学的一次集中总结,而且使广东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大幅度提高,时人谓其“囊括一代,整齐百家,藏之山阁,而诵声遍四海”[25]。此外,阮元还主持刊刻了《学海堂集》等书籍。

张之洞在创办广雅书院的同时,也积极创办了广雅书局,大量刊刻文史书籍。他在奏折中提出创办广雅书局是为了“收经正民兴之效”,实现“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26]。广雅书局以位于广州城南的旧机器局基址为主加以扩建,规模相当宏伟壮观。书局设东、南、西、北、前、后六个校书堂,并设有十峰轩,张之洞常至此与诸人亲自考订古籍。广雅书局的经费,张之洞除自己捐银一万两外,还发动绅商捐款,再加上部分官款,常年经费将近两万两。书局由两广盐运司综理局务,在校勘业务方面,设有总校、分校、采访数人,由省内外一些饱学通儒担任。广雅书局校勘书籍十分严格,每书必经初校、复校、再复校三校后才付梓刊印,其书卷末均附三校人姓氏、籍贯,以示严谨。有些书后还附有该书得书经过、版本流传、残缺得失等内容,有助于读者了解相关知识。广雅书局所刻书籍中,有许多是珍贵罕见的原稿本、传抄本、海内孤本等,学术价值极高。由于广雅书局宗旨宏大,考虑周详,加以主持校勘者多为博学知名之士,在书籍的搜集、鉴定、校勘等方面严格把关,因此“凡四方珍异孤本,莫不麇聚纷来,复经诸通人辨别,故所刊者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27]。正因如此,广雅书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中虽创办较晚,却后来居上,刻书数量居全国众书局之首,且其出版的图书质量佳、品位高,引起世人瞩目。

阮元、张之洞两人在广东大规模开局刊刻传统典籍及当代学术研究成果,一方面为广东学术界、教育界提供了大量的书籍以供学习、研究和借鉴,促进了广东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们以刻书为契机,引导士人积极投身学术文化事业,为广东学术界、教育界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且,他们所刊刻出版的书籍,是对于当时全国学术界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极大的提高了广东学术界的地位。甚至数十年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演讲,仍称颂“学海堂之《经解》,广雅书局之《史学丛书》,为广东两大不朽名著,是时均得流布,居然洛阳纸贵矣”[28],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保护和利用地方文物、文献,也是营造区域文化氛围与传承历史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阮元、张之洞对于广东当地的文物、文献,都注意积极加以保护、利用和整理,从而推动了广东文化建设的发展。

阮元在督粤次年即在广东开局重修《广东通志》,在时间上甚至比创建学海堂更早,可见阮元对此极为重视。在阮元修志前,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曾续修。而当时清廷为修《大清一统志》,要求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因此阮元到任未久,便组织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广东通志》,并将其视为一项推动广东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他不仅亲自删订了通志的体例结构和选定了参修底本,而且亲自组织和挑选了以广东士人为主体的通志编纂班子的主要成员,还一手筹集了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对于通志的修纂进度,他始终密切关注,甚至为了保证成书质量而不惜将原定计划的一年延长为三年。因此,阮元可以称为《广东通志》名副其实的“总裁”,而后人称此书为“阮志”也是对阮元修志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承认。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成书于道光二年(1822年)。全志共334卷,470余万字,分为六大类,有训典2卷、表80卷、略148卷、录37卷、列传63卷、杂录4卷,对广东各个方面的情况都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阮志”选材十分广泛,除各种方志外,还采用了大量的其他资料甚至外省的相关文献,史料价值极高。“阮志”还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的做法,有助于准确描述事物发展变化的历程。阮元主修的这部《广东通志》,是广东旧有通志中体例和内容最为完善、史料价值最大的一部,被誉为粤省志中之“善本”,历来为史志专家所推崇。阮元修志还极大地促成了省内各地的修志热潮,使广东当时出现了普修方志的局面,对广东各地的文化建设有深远影响。除此之外,阮元还重修了镇海楼,又在广州河南漱珠岗修建了汉议郎杨孚南雪祠,以纪念这位岭南文化的开创性人物。

张之洞对于广东当地的文物文献,也积极加以保护和利用。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越秀山修建三君祠,纪念历史上虞翻、韩愈、苏轼三位来粤的文化名人。他认为虞翻“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韩愈“政教兼施,所过者化”,苏轼“所至以济人化俗为事,海外从风,彬彬向学”,这三位来粤名人“皆以忠直谪官,复以文学教化岭表,虽在海隅,不忘忠爱,文章气节,异代同符。论其教泽,正堪鼎足”,因此“合而祠之,以崇报祀”[29]。他认为这件事“其于士习民风,均非小补”[30]。同时,他又将广州城南的小蓬仙馆改为七公祠,以祭祀对于广东的发展“德业最著”的七位名臣:晋代的陶侃、唐代的宋璟、明代的韩雍以及王守仁、清代的李湖、阮元和林则徐。他认为这七位名臣“虽治术不同,要其功德,沾被粤民,措施动关大计”[31]。他还主持大修潮州的韩文公祠,并在曲江修建张文献公祠,供人凭吊瞻仰。张之洞还恢复了南园诗社,并辟地修建南园十子祠以祀群贤。张之洞的这些措施,对于引导当时的社会风气,营造地方文化氛围有重要作用。

另外,阮元在学海堂、张之洞在广雅书局刊刻书籍的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刊刻广东的地方文献典籍,这对繁荣地方文化也起了积极作用。

                                 

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如果缺乏与外来文化的交流,那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而走向衰落。因此大力促进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是文化前进的强劲动力。阮元、张之洞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从而促进了广东的文化建设。

首先,从他们自身来说,阮元、张之洞以外省人士入粤任事,主持广东的军政大局尤其是文化建设,这本身就是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阮元来自文化素来发达的江浙地区,是清代扬州学派的开派人物。扬州学派治学的特点,首在于能“创”,次在于能“通”,有“能见其大,能观其通”之誉。张之洞则来自一直占据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中原地区,他由清流而入洋务,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想发挥到极至。此二人入粤,给岭南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并与岭南文化的传统优点相契合,激发出强劲活力。

其次,阮元、张之洞在粤期间,一方面大力延揽、奖掖本地人才,另一方面重视外地人才的引进。阮元在重修《广东通志》时,参与重修与重刊者共44人,广东人氏占2/3以上。在四位总纂中,广东人占三位,即海康人陈昌齐、番禺人刘彬华、南海人谢兰生,十一位分纂中则有九位为广东人,即吴兰修、曾钊、吴应逵、崔弼、刘华东、李光昭、郑灏若、余倬、马良宇,他们都是当时广东学术界的名士。在创建学海堂的过程中,阮元更是极为重视扶持培养广东本地人才。道光六年(1826年)由他委命的八名学海堂学长均为广东人,即吴兰修、曾钊、吴应逵、熊景星、赵均、马福安、徐荣、林伯桐,这八人皆为广东学术界的德馨才高之士。张之洞在办学和刻书的过程中,也选拔培养了大批广东本地人才。他任命的广雅书院的首任山长即是番禺人梁鼎芬。他虽在其后规定广雅书院“山长则专延他省之人,不延两粤之人”,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广东与外地的文化交流。同时他还规定广雅书院四位分校则“专取两粤本省之人,不及别省之人,庶于诸生言语,可以相通,讲解较易为力”[32]。由此可见他对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视。在广雅书局担任校勘人员的,大部分也是广东士人,其中如廖廷相、陶福祥、林国庚等都是当时广东的著名学者。阮元、张之洞所延揽、奖掖的一大批广东本地人才,在清代广东的这两次文化突进中都成为广东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在引进外地人才方面,阮元、张之洞十分重视从全国各地聘请有各种专长的学者来粤。据考证,阮元督粤时聘用的41名幕宾中,有外省士人16名,其中江藩、方东树、严杰、许衍、凌曙、何治运、童槐、王衍梅等人均为当时有名的学者[33]。而张之洞幕府中也有杨锐、赵凤昌、辜鸿铭等名士。张之洞还聘用浙江著名学者朱一新任广雅书院的第二任山长,聘用江苏著名学者缪荃孙为广雅书局采访、总校。在此期间,著名学者李兆洛、叶昌炽、屠寄、廖平等也纷纷联袂南来。一时之间,广东名流辐辏,岭南文化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相交汇,这大大促进了广东文化的发展。

总之,正因为阮元、张之洞两位地方主政者对广东文化建设高度重视,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将其视为地方各种事业中最为优先的内容,并通过自己的率先垂范而充分发挥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从而使广东在清代先后形成了两次大的文化突进。经过这两次突进,广东文化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迅速赶上文化发达地区的水平,而且开始走在全国文化的前列。19世纪末,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不久即在全国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几乎与康有为同时,孙中山也率先在广东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广东也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之一。因此,清代广东这两次文化突进,不仅对区域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整个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进步,都具有相当影响。其成功的经验,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文化建设,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1]宣统《南海县志》卷十九《文学传序》。

[2]、[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11424页。

[3]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77页。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478页。

[6]阮元:《学海堂集序》

[7]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6页。

[8]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5页。

[9]阮元:《改建广东乡试闱舍碑记》,见《揅经室三集》卷二。

[10]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66—2568页。

[11]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见《学海堂初集》卷十六。

[12]冯敏昌:《粤秀书院事宜管见陈札》,转引自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13] 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14] 张崟:《诂经精舍志初稿》,转引自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15] 容肇祖:《学海堂考》,见《岭南学报》第三卷第3、4期,1933年。

[16]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585、586页。

[17]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第2548页。

[18]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587页。

[19]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586页。

[20] [21]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695页。

[2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732页。

[23] 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见《学海堂初集》卷十六。

[24] 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六。

[25] 陈澧:《劳制府六十寿序》,见《东塾续集》卷三。

[26]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一),第614页。

[27] 徐信符:《广雅书局丛书总叙》,转引自李绪柏:《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28] 徐绍棨:《广东省立图书馆沿革》,见《广东文征续编》(二),第254页。

[29]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第2539页。

[30]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第2539、2540页。

[31]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第2538页。

[32]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四),第2607页。

[33] 李炳泉:《阮元督粤幕府考论》,见《岭峤春秋——广府文化与阮元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02—407页。

作者简介:赵春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州  510405   

陈享冬,广州大学人文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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