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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中共中央局迁穗 与中共“三大”召开

                                                     吴敏娜  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                

        19235月,为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马林等陆续到广州,中央机关迁至广州。广州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这是党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唯一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革命重心南移广州,广州成为国共两党的活动中心和国共两党谈判的政治舞台。本文主要论述中共中央局迁穗及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原因等问题。

 

                       一、党团组织在广州的革命活动为中共中央局迁穗作了

                                  组织、思想和 阶级上的准备

         广州是较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城市。19213月,广州共产党小组(后统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书记陈独秀,后为谭平山。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等。不久,吸收了刘尔崧、杨匏安。这批早期的党员成了广州革命活动的带头人,为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在广州的召开作了干部上的准备。8月,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为书记,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下,广州党组织逐步发展。19227月,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简称粤区委)在广州成立,谭平山仍为书记。广州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的召开作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成立不久的广州党组织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工作,通过举办各种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壮大了干部队伍,打下了群众基础。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即把《广东群报》作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向工人群众和劳动妇女进行宣传教育 。“加上当时从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为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在广州的召开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广州党组织十分重视对广州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尤其党的“一大”后,加强了对团员和青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领导重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党组织的帮助下,广州青年组织发展迅猛, 19223月,广州共青团员已发展到400多名; 19255月,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书面报告时指出“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2]192255,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广州乃至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广州的党团组织为团“一大”的召开做了许多工作。不久,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进行改组,阮啸仙担任书记。总之,在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州“青年团的影响特别大,在那里青年团是合法的,有几百名团员。”[3]在中央局迁穗前后和筹备中共“三大”过程中,广州青年团成了广州党组织的得力助手。

         就广州的先进工人运动而言,“五四”时期,广州工人与广大青年学生一起,自觉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五四”以后,以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站在革命的前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广州工人阶级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马克思主义日益为广州先进工人所掌握。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已找到自己的阶级力量,广州工人阶级也找到自己的思想武器。从此广州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转向自觉的斗争,以更加崭新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在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之前,从1920年冬至19213月,广州就爆发了粤汉铁路工人、广九铁路工人、革履工人的8次罢工。各行各业的工会也相继成立,从191929个增加到1921年的100个。 [4]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致力于发展工人运动。19218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不久,广州成立了南方分部(后改为广东分部),作为广州党组织公开领导广州工人运动的机关,谭平山任主任。广州党组织派人深入各地宣传和开展工会工作,先后建立了广州土木建筑工会、广州茶居工会、理发工会、革履工会等。在南方分部的领导下,广州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从192110月至12月,广州先后发生了革履、金属、粪埠、土洋木、车衣、广三铁路、纸业、盐业等行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都取得了胜利。”[5]1922112,香港海员举行了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大力支持和帮助香港海员罢工,在广州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为返穗工人作后援。广州全体党员和青年团积极投入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工作。29,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6]及时引导罢工运动。罢工坚持了56天,最后取得了胜利,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广州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纷纷组织工会,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最发达的地区之一。”[7]51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全国110多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盛会,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

        这时期的广州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如日方升,不可谓非工人觉醒,及解放前途之一线曙光。”[8]1922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考察广州等地的工人运动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9] “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10]这证明当时广州有先进的工人运动,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 在广州的召开已有坚强的工人阶级作为后盾,具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二、共产国际代表推动国共合作,提出中共中央局迁穗

                                         和在广州召开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

        192110月,利金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的派遣下,来到广州工作,他对广州革命运动状况评价很高。19225月,他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书面报告时,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局迁穗的主张,指出工作重心迁至广州的重大理由“1.现在在南方有广泛的合法条件;2.在广州有先进的工人运动;3.最后,广州是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主张“需要从北方派一些能力强的同志到广州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和整个工作重心集中到广州的情况下,这是完全做得到的。” [11]

         马林广州之行坚定了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并提议把中国共产党总部移到广州。192112月间,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后,于1922123抵达广州,时值香港海员大罢工,马林观察到“国民党的领袖们支持这次罢工。”[12]通过这次南方之行,马林认为“南方的工人阶级组织正在发展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在上海和北方情况大不相同,那里只有少数工人俱乐部。这就使得加入国民党更有必要。”[13]“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合作,要到国民党去进行革命宣传,而不须放弃其独立性……并建议苏俄政府派人前往广州与南方政府建立关系。[14]故马林在广州时曾向陈公博(时任中共广东支部组织委员)提出中国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等问题。4月,马林与陈独秀等研究国共合作的问题,建议“应加入国民党,但应该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的中心。”[15]711,马林给共产国际作报告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指出:“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特别是广东省和华侨之中,他的党的领导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16],要求共产国际支持孙中山并采取措施促进国共合作,同时建议把“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迁到广州,至少在那儿公开地进行工作”。[17]

         鉴于上述原因,共产国际接受了利金、马林的提议,于1922718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18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18]

       不久,陈炯明叛变,广州的革命活动转入地下。19228月,共产国际远东部主任致电中共中央:“在由季诺维也夫和我签署的写给你们的一封信中,我们曾向你们作出一些具体的原则性的指示,顺便还建议你们把中央委员会迁至广州,那是更适合于广泛合法地开展工作的地方。……孙逸仙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使南方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因此,我们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应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的对比更加明朗的时候。”[19]中共中央局迁穗时间于是推迟。

        192327,发生了“二七”惨案,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20]正在这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传到中国,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1]这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19232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了更为稳固的第三次政权。“广东尤其是广州成了政治上较为自由,可以合法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22]由于“在北方,杭州会议带来的变化不大,因为国民党在那些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吴佩孚所统治的整个长江流域国民党是非法的。在上海,只有几个领导人,不成为一个党。只有在广州它才真正存在,而我们的人如陈独秀,在工人组织中开展了工作,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等等……只有在广州是我们共产党能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23]因此,马林又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共中央局迁穗的主张,指出“在广州有充分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曾问及湖南代表,是否可在长沙举行青年代表大会,也问及北京代表,回答都是:只能召开一个秘密会议。”[24] 3月,马林向陈独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月指示时,提出中共中央局立即迁至广州,并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切实落实加入国民党的方针。 “因为上海迫害得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25]最后,中共中央接纳了马林的建议,4月将中共中央局迁至广州。5月马林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扩大与国民党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6]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要求,立即着手大会的筹备工作,陈独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到广州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三、孙中山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国共合作在广州酝酿,中共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条件成熟

         广州是孙中山活动的大本营,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可以安全、公开地活动。1920年孙中山指挥粤军回师广东,打败了桂系军阀。19214月至19226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第二次政权。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动地的变化:共产党在中国成立了,而广州正是全国最早成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当时,孙中山深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正在酝酿联俄联共,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徘徊。

        由于孙中山在广州营造了较为轻松的政治环境,年轻的广州党组织能较为安全、自由地开展活动,所以广州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开展得特别好。为此,利金向共产国际提出“南方是国民党的活动舞台,如果我们共产党小组中央局迁到广州,这种情况有助于把国民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27]马林也指出:“在远东,广州是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通过香港同三个国家联系也十分有利。借助中国海员散发那里出版的书籍、文献也不困难。”[28]

        刚刚成立的中共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并存于广州一个地盘,不可避免地在实际工作中与国民党有初期的接触和共事,广州成了国共合作的策源地之一。

        1921年在广州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所展开的一些活动里,有一些国民党人参加。不少国民党人参与了中共广州党组织主办的《广东群报》、《新青年》、《劳动与妇女》等进步刊物的撰稿工作。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利用与国民党的某种关系创办了宣传员学校、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广州机器工人补习等学校,汪兆铭、许崇清等国民党人还参加了领导和教学工作,为国共双方培养了革命干部。

        广州党组织成立后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由于孙中山支持和同情工人运动,所以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在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方面也进行过一些合作。1920年香港海员工人组织筹备委员会,孙中山为该会命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在广东军政府内部登记。192128,孙中山派代表赴港参加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典礼。国共两党都大力支持1922年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据邓中夏回忆:“海员罢工当时的确得到国民党政治上物质上切实帮助。”[29]马林也指出:“香港海员大罢工证明国民党与工人阶级组织有真正的联系,国民党也愿意与工人阶级保持良好联系。”[30]1921418,孙中山在广东教育会上对工界发表演说,指出民生主义应恢复工人人格等。广州工人也支持孙中山,19227月,广州工人联合罢工要求陈炯明叛军撤出广州。1923218,孙中山返回广州途中经过香港,出席香港各公团宴会,赞扬工人明辨顺逆,在讨伐陈炯明叛军斗争中作出很大贡献。

        广州党组织与国民党早期的接触,促进了双方的发展,为中共中央局迁穗与中共“三大”的召开打下了一定基础。

         广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在广州相继召开,党内开始酝酿国共合作。1922年初,“鉴于国民党和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持同情、支持态度,并欢迎在广州开会……[31]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4月底,为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代表CA达林来到广州,并访问了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陈独秀也在广州,达林“把会见(孙中山)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建议召开前来广州的党的领导干部会议” [32]以讨论与国民党联合等问题,达林的建议被采纳。19224月底,中共中央召集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一大”的党团领导干部开会,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达林以及各地党、团组织负责人20人参加了会议。广州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的问题,认为很有必要同国民党合作,“但对采用什么方式,仍有争论,……只赞成实行两党的党外联合……从中共方面来说,与国民党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是可以考虑的了。”[33]这是“我党接受国共合作建议最早的一次会议”[34],是中共党内酝酿国共合作的重要开端。“虽然与会者之间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广州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变了。”[35]52,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当天,孙中山接见了与会代表,希望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尽力。55,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也拉开了序幕,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36]表达了建立联合战线的意向。这三次会议“分析、探讨了转向民主革命和联合国民党这两个党的理论上、实践上很有意义的问题,透露出思想和政治方面最新鲜的气息。”[37]“都讨论了或接触到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问题。”[38]615,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邀请国民党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

        尽管“二大” 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但党内仍存在意见分歧,有一部分党员依然反对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 “二七”惨案“撕掉了吴佩孚自由主义者的伪装。知识界和小资产阶级离开了吴佩孚,转而同情回到广州的孙中山。此外,大多数共产党员也改变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39]原来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改变了态度,国共合作的步伐加速了,中共中央局迁穗和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立即摆上党的议事日程。

        19226月,陈炯明叛变,8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广州处于陈炯明的军阀统治,党的一切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机关报停刊,广州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陈炯明叛变促使孙中山加速完成世界观的重大转变,痛苦的失败使孙中山“对革命的命运想了好多,我(指孙中山)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而现在我(指孙中山)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希望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40]于是下定决心同俄国合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重组和整顿国民党。19231月,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2月,孙中山由沪返粤,3月成立大元帅大本营,重建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逐步好转。

           国共两党合作的方针初步确定后,孙中山先是任命谭平山为工界宣传员,后指派陈独秀等参与组建大元帅大本营的工作。不久,又委派陈独秀、谭平山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34月期间,马林、陈独秀已经在广州,他们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国共两党谈判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又可以在广州安全、自由地活动,各项革命活动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张国焘后来回忆:“我们的大会(指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形显然不同。”[41]正证明了在国民党活动中心——广州召开“三大”确实是安全的。因此,中共中央局迁穗和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的条件已经成熟。

                          四、中共“三大”在广州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局迁穗以后,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毛泽东、邓中夏等继陈独秀、马林之后也陆续到达广州,广州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局着手筹备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以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作为“三大”的主要议题。受党中央的委托,中共广东区委承担了召集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和各项事务工作。 

        19236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何孟雄、陈潭秋、向警予、邓培、王荷波、林育南、于树德、徐梅坤、朱少连、金佛庄、孙云鹏、罗章龙以及广东代表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刘尔嵩等出席了大会。出席大会代表有30多名,代表全国党员420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会上作了报告。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同国民党合作和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大会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决定。最后确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与组织形式。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劳动运动、农民问题、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

        大会选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9名正式委员和邓中夏、邓培、李汉俊、张连光、徐梅坤5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出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三大”召开期间,党的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在广州出版。“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在广州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在广州公开出版、用以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两个刊物,均由瞿秋白主编。

         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和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大会对广州党组织影响非常重大,为广州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广州党组织可以在国共合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会后,广州党组织根据“三大”的决议,积极推动和协助国民党改组工作,为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大”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将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往舆论中心上海。1923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穗迁沪,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局驻粤委员。在谭平山等的领导下,广州党组织站在国共合作第一线,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

 



[1]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版,第24页。

 

[2]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520),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3]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的报告》(1922520),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4]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6]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1984年版,第4页。

 

[7]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地方史(新民主主义时期)》,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8] 李宗黄:《新广东观察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9]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1984年版,第17页。

 

[10]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1984年版,第21页。

 

[11]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520),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25页。

 

[13]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14] 周谷:《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大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15]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16]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17]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18] 《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19]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8月),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2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21]《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见《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77页。

[22] 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

[23]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2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1923531于广州,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455页。

 

[25] 《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26]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第1卷,第8期,第86页。

[27]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520),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 319320页。

 

[2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61页。

[30]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年—1923年的中国问题》,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3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2] ()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 页。

[33] 李吉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生产》,广东省纪念 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34] 杨苗丽:《国共合作决策的第一缕曙光—简析最早接受国共合作建议的广州会议》,见《中共“三大”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

 

[35]()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3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纲领》(19225月),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6页。

 

[37]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38] 曾庆榴:《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局迁穗》,见《中共“三大”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39]()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40]()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41] 《张国焘关于马林的回忆》,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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