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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论邓中夏在大罢工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中外工运史上举世闻名的19256月至192610月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注指点下取得胜利的。而在这伟大运动中起重大作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就有邓中夏。

邓中夏(1894——1933)湖南人士,书生出身。他饱读四书五经和新知识新理论,是一位传统型知识分子转化为有理性有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范。大学时代,他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和工人教育活动;走向社会之后,他与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块儿从事开发工人大众智识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为工人阶级争取经济利益和公平权利的运动。在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创建活动。党的“二大”后,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一直为工人运动的指导者。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出任“全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组织发动了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园著名的指导者、领导者和 “很得人心,很平民化,”很得工人们“十分喜欢”[1]的活动家。

本文就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中根据运动的发展需要,组织不同形式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善于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浅谈他的才能。

 

关键词:邓中夏、省港大罢工、共产国际

 

一、   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中的杰出组织才能

1 关于组织省港大罢工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更”[2],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在 “四大”决议案中规定:努力组织和发展工人运动,并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把工人运动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随之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性工人运动提供了依托。19255月底发生的五卅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性工人运动。其中声援五卅运动的省港大罢工,便成为邓中夏施展精彩组织才能的舞台。

19256月上旬,邓中夏受党的派遣,到香港发动组织省港大罢工,声援五卅运动。但是,如何发动组织发展这场斗争,关键在于组织什么样的最高领导机关。于是邓中夏在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采用了三种不同形式的领导班子来保障运动的正确发展。首先,他组织了“全港工团联合会”,其次,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三是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的发展过程——即由一个松散的同盟走向民主集中制,由临时性的同盟走向固定、统一的最高政权的形式。

 

1)组织松散的、临时性的“全港工团联合会”发动省港大罢工。

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注重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在工人大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当他受中共广东区委之命前往香港发动组织各行各业工会举行罢工时,能根据当时香港工会的具体情况,组织领导机构。

香港和广州因开埠时间长,各种行业较内地多且发达,所以工人人数和工会组织也较多。到省港大罢工前,两地已有工会数目近200个,会员约几十万。但是,据邓中夏的调查,这些工会有的未脱离旧式“行会”性质,有的处于封建把头的控制下,有的被黄色工会的领袖控制,派系林立。所以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3],而受共产党影响的只有海员工会。在广州的工会,尽管受共产党影响的不少,却只有广州工人代表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而产业工人的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却被国民党右派、资本家、或工贼把持着。那么,要将这些没有共同认识的各界工人组织起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谈何容易。可是,受命来港的邓中夏,一方面利用他的旧识新交,积极在香港工会的上层作宣传和鼓动,另一方面,请苏兆征配合,在工人中直接进行宣传和鼓动。经过八、九天对上下各层次人士的频繁活动,和两次秘密联席会议,取得了工团总会和华工总会等工会的同意,举行总同盟罢工。取得一致意见后,邓中夏立即将全港各行各业工会组织起来,于1925615成立了 “全港工团联合会”。这个机构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即工人听命于各自工会领袖,各个工会领袖听命于罢工总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邓中夏出任总参谋长,负责具体指导。

619,香港20万工人在全港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始罢工。622,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罢工。这粤港两地同时举行的罢工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省港大罢工。

这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仅十多天就得以实现,是邓中夏本着“团结即力”,这个原则发动组织起来的。其特点,不是狭隘的团结方式,不是依靠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团结,而是按照广泛的“一个地方的团结”、“全国的团结”和“全世界的团结”[4]原则来操作的;按照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个共同的目标来执行的。反映了邓中夏善于采取统一战线策略的组织才能。

2)组织具有民主集中制形式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罢工之后,一个松散的、临时性的领导机构是不能适应运动发展需要的,于是,1925630,邓中夏组织建立了固定的、起决策作用的,具有民主性质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

来自粤港两地的各工会,尽管当初都表示服从“全港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但是,由于这个机构的致命性在于它的松散性,于是当初抱着不同目的参加罢工的工会领袖,在罢工发动后,感到私利得不到满足,感到罢工无利可图,发现罢工工人不要他们事事作决定,他们不能随意指挥时,就觉得大权旁落。开始无理取闹,制造磨擦;要求独立行动,不听“全港工团联合会”指挥之事便屡屡发生。比如:香港工团总会的领袖便是如此。面对罢工即将分裂和失败的危机情形,邓中夏没有让步妥协,而是采用了耐心说服的劝导方式,和反复协商的办法,以及给予这些工会领袖适当的经济利益作为补偿等办法的同时,于1925630,按501的比率(即50个罢工工人选1人为代表),组织起了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决策机构,取代松散的 “全港工团联合会”,使罢工运动有了可靠的保障。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有3个作用:第一将罢工消息与政策遍传达于所有工友;第二对于各种问题以大多数公意取决,不致为少数腐败领袖所垄断;第三对职员加于严重监督,不使其违法舞弊、变节捣乱,破坏罢工[5]。这就意味着第一:邓中夏把一切有关罢工的事情交给罢工工人自己来讨论决定,意味着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等,意味着“全港工团联合会”中的一些工会领袖企图破坏罢工的行为和活动遭到挫败,意味着罢工领导机构由一个松散的同盟走到了民主集中制的形式。第二:它在给予罢工工人真正的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使罢工的政策和策略在罢工工人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贯彻执行,使罢工工人自觉地服从自己决定的一切命令,执行自己决定的一切决策。意味着罢工运动终于可以继续向前发展了。第三,它更使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罢工工人中得到提高,给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罢工前广东区委有党员400人,罢工后,发展到了8000人,罢工胜利结束时,广东党组织获得了大发展,为后来的广州起义奠定了领导、组织和群众基础。

可以说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实质上是以邓中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领导工人运动以来所采取的一种崭新的举动和新方式,也是邓中夏让罢工工人自己民主地独立地解决内部问题的民主尝试。这样即可以避免内部矛盾向外扩散,也可避免内部分裂而影响罢工的声誉和前途。尤其是这种方式解决了罢工运动中领导权由谁掌握的问题,从而渡过了危机,使大罢工得以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总结说:“这个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的确起了不可思议的伟大作用。罢工策略经过集体的讨论,因而取得一致的团结。罢工内部许多纠纷,都依靠代表大会的威权予以解决。黄色领袖以及一切反动分子之阴谋企图,都受到代表大会的严厉制裁。工人群众的一切意志,都经过代表带到代表大会。罢工消息又经过代表带入工人群众。罢工委员会的会务及财政,皆经常在代表大会报告,以致外面一切谣言都失其效用。罢工各机关重要职员,都经过代表大会选举,不称职时又经过代表大会随时撤职,因此罢工各机关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会奠定了此次罢工。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种举措十分精彩和创新。

3)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下面简称省港罢工委员会)

继“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后建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质上是罢工运动的最高执行机构,是邓中夏运用民主集中制思想创建的工人政权的尝试。

自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后,工人们自己的决定决议和决策由谁来执行呢?192573,邓中夏组织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便是它的最高执行机构。这个机构的下面设有具体的办事部门,如:带有监狱性质的拘留所,带有法庭性质的会审处,带有公安缉私性质的缉私处,以及带有处理日常工作性质的财政、文书、接待、宣传、交通等等职能部门。它们自己处理罢工中出现的内外问题,完全如同一个政府机关。它不受广东国民政府的过问,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这个机构的建立不仅保证了罢工运动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发展,而且也锻炼了罢工工人的执政能力。为此,港英政府称它是广东“第二政府”。邓中夏对于他的这个创造也感到非常自豪说:“真的,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6]。又说:“这种组织,简直比一个政府的组织,还宏大,还完全,还周到”[7],就好比“巴黎公社一样,又好象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一样”,尽管大小不一,但是其“工人政府的性质则一”。总而言之,“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的先声”[8]1927年广州起义苏维埃政府的预演。另一领导人苏兆征也称它是“我工人掌握政权之初步学习”9

从上述三个机构的成立、发展过程和作用来看,它的性质是从松散的联盟到民主集中统一,从它的形式上来看,是各自听命自己工会领袖的命令到统一听命于罢工委员会。这种方式既是中国工运史上的首次,也是世界工运史上的新篇章。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进程中已经摸索出了一条组织有效的有力量的领导班子的经验。就正如邓中夏所说:“这个经验我们是在这次罢工中第一次取得的”10。对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领导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并保障它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得不掌握一切形式,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或代替另一种形式,使自己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更,而达到最终目的。邓中夏正是这样一位不断地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开辟罢工道路,把省港大罢工从声援性的、辅助性的罢工变成了一场在中国工运史上、在世界工运史上都举世闻名的运动。据当时另一领导者黄平先生的回忆:当时我们不断改变领导方式 “都是出于中夏烈士的考虑”,“根据客观的要求逐渐形成和改善的”11

2 关于建立罢工工人武装——工人纠察队

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从反对国内军阀反动势力发展到反对一切国际反动势力的时候,斗争的方式方法也由单纯的和平示威罢工的形式发展到以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形式。在面对反动势力对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血腥镇压,工人纠察队的成立,使工人阶级在走向解放的过程中,初次尝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邓中夏正是这个武装组织的缔造者。

尽管邓中夏多次领导过工人罢工,但都没有在工人中组织武装。可是面对“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他不得不深思,并从中得到启示。那就是说,罢工能否坚持,能否取得胜利,完全取决于罢工工人有无对付敌人的武装组织。为此,一介书生的邓中夏与工团总会协商组织武装纠察队,并以让出纠察队第一领导的位置作为交换,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使工人纠察队得以诞生,邓中夏出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这支武装的性质十分明确,“是省港罢工站在前敌与帝国主义搏斗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的先锋队”12。邓中夏为这支武装规定的任务是: “维护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13。也就是说,工人纠察队除了日常工作维持社会秩序和肃清广东内部的敌人外,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即武装封锁香港和广州沙面,禁止一切来自香港的外国船只进入广州,和禁止广东广州向香港偷运生活品等内地船只出港,并缉拿粤港两地的偷运人员。总之,这支武装自1925710日起,执行武装封锁任务:“所有轮船、轮渡一律禁止往香港及新界,务使绝其粮食,制其死命”14。也就是执行“任何国家轮船皆不准其出入广州”的任务15。以武装封锁的形式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这种武装封锁线最盛、最长时达到“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广东沿海港口皆有纠察队驻扎,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纠察队还有小舰十二艘,电船数只,往来巡查” 16好不威风。武装封锁给了港英政府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沉重的打击,不仅使繁华的香港变成为了“臭港”、“死港”“饿港”和“疫港”,也使英帝国主义的尊严和傲慢受到极大的蔑视,更使他们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而失去了垄断华南经贸的特殊地位(货仓政策与纸币政策被打破)。据统计,当时港英当局每天损失700万元;仅192511月、12月,倒闭商店达2000多家;香港的输出输入:1925年只是1924年的一半;航运船只,1925年只是1924年的16%;航运吨数,1925年只是1924年的36%;股票暴跌,地价减半等等,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向本国政府要求救济,和提取常存不动款解困。另一方面,武装封锁却使广东国民政府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提高了政治影响力。据史料载:罢工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每月仅为66.5万元,罢工后,国民政府的收入逐月增加:19258月为150万元,10月为361.6万元,11月为380万元17,而到1925年的12月时就高达400万元了。两厢比较,也难怪英帝国主义恐慌地叫喊“只要纠察队解散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18。可见邓中夏组织工人纠察队在省港大罢工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了。苏联学者在评价这支纠察队时说:纠察队“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广州依附香港的状况,在经济上加强了广州的地位,从而为国民政府撑了腰”19

省港大罢工中的工人纠察队,尽管是一支装备简陋的武装组织,确保障了罢工的胜利。尤其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工人运动中重视武装斗争,领略到武装斗争在工人运动中的必要性和保障性的重要作用。而邓中夏的这种尝试很快也引起了1927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视。“五大”在职工运动决议案《工人纠察队与武装》中强调各地工会要公开地或秘密地组织工人纠察队,保障民主政权20

由于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中善于把握机会,改换领导机构,和组织武装,才使罢工成为世界工运史上之一绝唱。

二、   善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将省港大罢工引向深入和胜利

接受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的指导是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将运动引向深入和胜利彼岸的关键。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俄国一直把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作为一项伟大而重要的工作来抓,并成立了共产国际,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专门职能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工人运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内工人运动,而是纳入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轨道,纳入了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轨道的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的运动。也正因为如此,省港大罢工不仅得到国内各界人士和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也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在19262月至3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省港大罢工得到了共产国际好评说:它“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组织性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它是“十月革命后的一次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削弱和世界革命凯歌前进的一个新阶段”;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和“在国家独立和组织人民政权的口号之下的雄壮的全民运动底起始点” 21。全会对英国政府镇压罢工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抗议,表示“坚决声援广州国民政府和省港工人的罢工斗争,号召全世界革命工人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22。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省港大罢工在斗争形式方面呈多样化,在斗争政策策略方面呈灵活性,而邓中夏正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指导,把省港大罢工推向深入,引向胜利彼岸的杰出人物之一。

鲍罗廷是一位资深的共产党人,有着丰富的指导工人运动的经验。来到中国后,他与孙中山密切合作。孙中山不仅任命他为改组国民党组织的教练员,还告诫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3。所以,在国共合作时期,鲍罗廷以国民政府顾问身份在广州就地指导国共两党。因此他的权利和地位是“真能代表政府发言”,“其发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在邓中夏、苏兆征、黄平、张太雷等领导人在“省港罢工期间,主要决策问题”、“重要决策都是在鲍顾问那里商定的”24。黄平在回忆中说: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总是“与鲍顾问直接商量,研究对策”,“每星期有二、三次这样的会,罢工中的各项策略和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来的”,“多数是他(鲍罗廷——引者)提出来的”,比如成立“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实行 “工商联盟”等。只是“这些会议是非正式的,没有记录,没有主席,而且只谈与罢工有关的事”而已25。可见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多么关注和重视,我们共产党人在接受他们的指导时是多么的尊重。笔者在这里主要针对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善于接受鲍罗廷“单独对英”和关税增加2.5%附加税建议,拯救罢工,引导罢工走向胜利的作用。

1 “单独对英”政策

“单独对英”政策是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善于接受鲍罗廷的指导,化解罢工统一战线内外危机,使大罢工得以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一举。

在罢工初期,罢工委员会采取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并拒绝与他们贸易的全面斗争政策。这个政策在罢工初期,的确得到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广大民众的支持。人们不用外货,不吃进口粮油,不穿洋布,也不给香港帝国主义者用国货,吃粮油蔬菜肉食蛋类等,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服务,结果整个香港变成了垃圾堆,饿囚地,帝国主义的所谓尊严也被一扫而净。但是,这种封锁政策有两面性,一方面,的的确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另一方面,也给广大民众的生活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尤其严重是,如果继续执行打击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的话,就有可能给英帝国主义打着国际宪兵大旗,武装出兵,“解救”所有“受害帝国”以借口,并由此而巩固和加强帝国主义的联合阵营,给罢工带来更多困难、牺牲,甚至失败。另一方面,就是罢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分裂。即当初支持罢工的一切民众脱离统一战线,甚至走向反面。因为禁运之后,那些靠进出口品生活和工作的广州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出现了困难。商人们没有生意可作,市民们也买不到生活品,农民们卖不出农副产品,生活秩序统统被打乱,怨声不断,统一战线内部出现危机。是坚持原有的全面禁运政策呢?还是面对实际问题修改政策,打击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呢?这关系到罢工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罢工胜利的与否。这个棘手而十分重要十分关键的问题邓中夏立即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讨教。鲍罗廷建议他:把禁止一切帝国主义的禁运政策改为“单独对英”。即: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来广州”的“特许证”政策26

“特许证”政策经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的讨论通过出台后,“上海、暹罗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亦要求领证复业”,表示“不愿与英人同受损失”27。日本政府还表示,如果英国帝国主义对华采取强硬态势的话,他们“不予援助”28。广州沙面的各国的商人也纷纷申请迁出沙面,与广州人作生意。顿时“广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为广州有史以来所未有的现象”29。这样,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被拆散了,被分化了,英帝国主义被孤立了,罢工工人减少了自己的对立面,罢工的胜利有了保障。经济活跃了,市场繁荣了,市民的生活改善了,农产品也有了销路,罢工工人统一战线内部得到了巩固,罢工运动又得全体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中央银行的纸币得到中外人士的认可。广东获得了经济贸易独立的地位。国民政府也奠定了准备北伐,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物质基础。据粤海关资料记载:19257月罢工初起时,广州海关收入由229523两(海关两)下降到70711两,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自从“单独对英”后,海关税收逐月增加,9月份达到232407两,到19261月,猛增至422971两,为19247月的两倍,超过19251月的五分之三。“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30。国民政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邓中夏在总结实行这个政策时说:“单独对英”策略的实行,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税收的增加,广州的商务“突然兴盛,不仅比罢工开始时兴盛,而且比没有罢工以前还要兴盛”31,为此它“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最后还促进广东经济的独立发展”,而且“使这个伟大的罢工,得以坚持如此长久的岁月”,这些收获完全得益于“这个中心政策之正确”,才使罢工“达到了最高的形式”32。有这样的结果,完全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得益于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善于接受鲍罗廷指导的结果。

2)增收2.5%附加税建议

增收2.5%附加税是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使罢工得以圆满结束的关键。

罢工的经济问题是这场斗争的生命线之一。开始罢工前,在香港时,各工会的领袖就对此问题多次为难邓中夏等。但是,由于有国民政府的慷慨承诺和保证,不仅使罢工如期举行,而且在罢工工人源源不断返回广州后,工作生活和食宿等问题都得到了帮助:国民政府拨出专款给罢工委员会;查封烟馆赌馆,空出房子给罢工工人以及家属居住;修建食堂供给粥饭,并自始至终每月送给罢工委员会1万元,另外,号召国内外各界人士为罢工工人筹集和募捐衣物被盖钱财等。据统计:国内各方面为罢工工人筹措了经费377万元,华侨捐助了113万元,共约490余万元。这些经费给罢工工人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罢工在继续进行中,经费依然在需求中,尤其在罢工后期,一要解决罢工工人眼前的生活和工作所需费用,二要解决罢工结束时工人们的善后费用。这两笔费用单靠零零碎碎的各处捐赠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为此,如何结束罢工,并使罢工工人生活有着落,是罢工领袖们十分棘手的问题。这时“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和黄平等人“到鲍公馆,谈解决罢工问题”。鲍罗廷给他们“提出了凡进口的外国货物关税均需增加百分之二点五的附加税,作为遣散罢工工人的费用”的建议。

所谓 “关税二五附加”,即凡外国货关税均增加2.5%附加税。就是说,每百元抽税5元基础上加收2.5%2.50元),共抽7.50元。这加收的2.50元就作为专门的解决罢工工人生活的费用和在罢工结束后的善后费用,以及建筑广州黄埔港的费用33

然而,中国国家门户的海关,国家主权象征的海关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就丧失了,关税税率自主权和海关管理权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之手。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关税税率问题上没有自主权,所以鲍罗廷建议的“关税二五附加”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但是好在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慑于省港大罢工的威势,和工人政权 “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存在,以及这个政权对这个建议的坚决支持,“邓中夏、鲍罗廷分别向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协商后通过执行”34。另外,有以北京为中心的争取关税自主运动胜利的配合(19251119各国列强在召开的关税会议上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这一建议迫使各国领事“期在比行”35。在罢工结束的第二天19261011,省港罢工委员会就在海关附近设立了征收附加税机构。省港大罢工终于有了较好的结局。

这一政策在广州首先行使,其后各地纷纷效法,各国列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不成文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起了先声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于关税问题的认识曾经这样说:争取关税自主,必须要建立民众政权,如果“政权不在民众手里,什么自主都行不通,所以民众在关税自主运动中,更不要忽略了民众政权的斗争”36。邓中夏在领导省港大罢工的过程中,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成立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对争取“关税二五附加“的执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众政权支持了“关税二五附加”,“关税二五附加”证实了民众政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单独对英”和“关税二五附加”这两个好的建议都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所以,邓中夏等人在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善于学习和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使大罢工沿着正确的方向向纵深发展,和在惊涛骇浪中走向胜利彼岸的关键,也是邓中夏等共产党人在运动中善于学习领导艺术和策略方针的反映。

总之,在当时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人民统一战线,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国民政府的帮助,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邓中夏正是在这些因素的汇集中,在历史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能的。他在总结中说:其一: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享有政治上的自由和保障;有各界人民以及海外华侨的帮助,得到经济上的供给和维持;有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帮助。在这一点上,瞿秋白总结说过:“广州的国民政府不但以实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而且在政治上领导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37。就连当时的香港总督金文泰也说:“广州政府是这件事的主要者”38。其二:“罢工工友有普遍的觉悟”,而且“我们组织好”,“我们政策好”。不过“以上好的组织,好的政策,都是各位领袖费心精神想出来的”39。其三:省港罢工“在中国革命的广东时代,无疑的起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它当时在南中国的确成了各社会民众团体的总领袖,它在广东的地位的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它的影响的确是巨大无比。也就因此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也组织起来。共产党由400余人的小团体一变而为上万数的真正群众的党;以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稚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更得到省港罢工的帮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广东,实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进”,并“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40,以致省港大罢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史上和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功绩也是永留青史。



 

 

 

 



[1]  白洁之的回忆,《省港大罢工回忆资料》上册。

[2]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

[3]  邓中夏:《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

[4]  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5]  邓中夏:《省港罢工概观》,《中国工运史料》1981年第1期,第26页。

[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7]  邓中夏:《香港红毛鬼错用了心机》,《工人之路特号》192585

[8]  邓中夏:《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100次纪念特刊》。

9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纪念刊》,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926年编。

1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  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

12 《工人之路》第368期。

1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19191926)》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4 《工人之路》第16期,1925710

15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19191926)》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6 《工人之路》第368期。

17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4024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8 《工人之路》第368期。

19  []A.N.卡尔图诺:《加伦在中国》第52页。

20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第180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

21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536619559页,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下),第20页。

2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36140页。

23  孙中山:《人民心力为革命成功的基础》,《孙中山全集》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4  《回忆张太雷》第16页。

25  黄平:《往事回忆》第26页,人民出版社。

2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3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7 广东省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等合编:《省港大罢工研究》第15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  广东省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等合编:《省港大罢工研究》第15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2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1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2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3625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4  黄平:《往事回忆》第3132页,人民出版社。

35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6 《关税自主与民众政权》,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1925111

37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314页。

38 《国共两党关系史》第104页。

39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 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0 邓中夏:《这次罢工的意义与教训》,《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第253254页,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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