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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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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绘画艺术略论 刘小翠 尽管国内美术界对于“岭南画派”的提法曾……
简论清末穗港澳地区的粤剧“志士班”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陈永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香港、澳门地区的革命志士与粤剧界艺人相互融合,密切合作,组成粤剧“志士班”,既革新了粤剧旧貌,推动了粤剧的发展,又教育了群众,宣传了革命主张,为辛亥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粤剧“志士班”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的革命者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最初利用报刊编撰戏剧歌谣,继而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演员,进而与粤剧界艺人合作组织改良戏班的基础上产生的。

广东虽然号称革命的策源地,然而,“在庚子年(1899年——引者)拳乱以前,粤中风气尚极闭塞,士大夫稍能言维新变法者,寥落如晨星”。[1] 庚子以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外强侵略日趋严重,有志之士认为,不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纷起办报鼓吹,或演说倡导,但依然无法使革命思想深入民间和播撒于社会各阶层。

革命之士在为社会变革奔走呼号的同时,认识到戏剧能起到“灌输文明”、“开通民智”的作用。“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2]“翠羽明当,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召还祖国之魂”,希望“他日民智大开,河山还我,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3] 粤剧在岭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演出风格又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成为革命者发动民众、“警醒国民”、“唤起民族主义之暗潮”。[4]

革命者首先利用报刊编撰戏剧歌谣,倡导反满革命。最先发起者为19001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中国日报》(又名《中国报》),该报副刊《旬报》特别开辟了《鼓吹录》栏目,由杨肖欧、黄鲁逸等记者撰写戏曲歌谣,内容所及,“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或庄或谐,感人至深”,号称“革命元祖”。香港、广州各报纷起响应,“革命主义之香港各报,遂有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之举”。香港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广州有《时事画报》、《群报》、《国民报》、《人权报》、《南越报》、《平民报》、《天民报》、《中原报》、《齐民报》等。这些报纸都注重戏剧歌谣的宣传,“其旨趣与作风略与中国报相仿佛”。[5] 连香港、广州保守派办的报纸,也随民俗所趋,纷纷效法,戏剧歌谣,盛极一时。当时陈少白曾仿效流行一时的《陈世美不认妻》小调,创作了一首粤曲,进行反满宣传,原词写道:

同胞们,若问起,亡国遗民凄惨事,待我从头说你知,未言开来心内悲。

……

满洲兵,残生灵,轩辕黄裔四百兆,扬州嘉定血河成,地惨天悲草木悲。

到如今,屈指计,两百多年施压制,贪官污吏逞淫威,剥尽民膏心未死。

万望你,众志士,尝胆卧薪切齿记,但愿光复汉河山,洗尽遗民奴隶耻。[6]

此曲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唱,“光复汉河山”成为反满革命的一个响亮口号。

报刊固然有宣传鼓动作用,但一些革命党人发现,一般群众识字较少,依靠文字宣传,实难普遍收效。如陈去病认为,“妇孺不识字者众”,看不懂历史,但观戏剧,“以故口不读信史,而是非了然于心;目未睹传记,而奸贤判然自别;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他指出,戏剧“其奏效之捷,必有过于劳心焦思,孜孜讫讫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千万倍”。[7] 于是,革命者转而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演员。1904-1905年间,程子仪建议创办戏剧学校,编写各种爱国剧本,招收年少学生,培养青少年演员,一则可进行爱国宣传,二则可“涤除优伶平时不良之习惯”,“一新世人耳目”。这一建议得到陈少白、李纪堂的赞成。他们商定由陈少白提供剧本,李纪堂出资两万元,招收8012-16岁的青少年,专门训练教授戏剧表演技巧。演员们经过一年的学习,遂于1905年底在广东各乡市及香港、澳门等地演出。后因经济困难,被迫解散。然“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戏剧革命之先声”。[8] 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许多成为粤剧大班的名角,如靓云亨、杨州安、余秋耀、靓荣、冯公平等。

革命人士利用办报、办学改良戏剧,宣传革命思想,对当时社会有所触动,但效果并非如他们预想的那么显著。到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开始与粤剧界艺人合作,励志革新粤剧旧貌,组织各种改良戏班,借助粤剧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这种改良戏班时称“志士班”。

粤剧是广东境内流行的14个剧种之一,也是全国350种地方戏中的一种,因其制作阵容相对庞大,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通常也叫“大戏”。戏行中人称“志士班”为“九和班”,以别于旧粤剧戏班组织“八和会馆”。有些“志士班”不使用通行的红船,而自制一种漆成绿色的戏船,故又被称为“绿船班”,但以“志士班”这个名称最为流行。[9]

1904年,革命党人程子仪、李纪堂、陈少白发起,得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佩瑜等出资相助,创办“天演公司”,地址设于广州市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公司先办戏剧学校,招收青少年80名,传授普通知识和戏剧常识。一年后即登台演出,称“采南歌剧团”,简称“采南歌”。所编剧本有《地府革命》、《黄帝战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等,“或破除迷信,或讽刺时政,或发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10]“采南歌”尽管只存在了两年,但实为“志士班”的胚胎。

第一个正式的粤剧“志士班”是由报界志士黄鲁逸、黄轩胄等于1907年组织的“优天影”。“自广州采南歌剧团解散后,粤港两地志士黄鲁逸、卢梭魂、欧博明、黄世仲、李孟哲、姜云侠等更组织优天影新剧团于澳门。诸志士多粉墨登场,现身说法,对于暴露官僚罪恶及排斥专制虐政,不遗余力,粤人颇欢迎之,号之曰‘志士班’”。[11]“优天影”初名“优天社”,举行首场演出时,据说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出席观看,鼓掌喝彩。黄鲁逸认为,此种现象反而说明不受下层群众欢迎,遂解散“优天社”,更名“优天影”,取“社亡影存”之意,“开演后大受世人欢迎”。[12]“优天影”的演员以姜云侠、君可最为著名;所排演剧本,最得人欣赏的是《火烧大沙头》一剧,剧中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火线,发人深省。其他如《黑狱红莲》、《梦后钟》等剧,蕴涵戒除烟赌之深意,对移风易俗很有裨益。“优天影”因宣传革命,于1908年遭清廷禁演,被迫解散。

“优天影”解散后,部分社员陈铁军等于1908年另组“振天声”剧团,地址设于广州荔枝湾彭园。剧团成立后,“分赴粤港澳各地排演,所编剧本多宣扬民族主义,较以前志士班尤为激烈”。[13] 所排剧本有《熊飞起义》、《博浪沙击秦》、《剃头痛》、《虐婢报》等。该团出演几个月后,值光绪帝和西太后死去,清制国丧例禁演戏。在陈铁军建议下,全体演员到南洋演出,后因保皇党告密,被迫解散。

1908-1909年间,其他比较重要的“志士班”还有陈俊鹏等在香港成立的“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在广州河南组织的“移风社”,梁侠侬等在广州花地组织的“现身说法台”,黄大汉等组织的“真相剧社”以及由“振天声社”和“现身说法社”合并而在香港成立的“振南天社”。此外,黄侠剧、莫纪彭、李文甫、林直勉等在东莞县石龙镇组织了“醒天梦”剧团,专演爱国新剧和宣扬民族主义。

粤剧属于皮黄系统的地方戏剧,其腔调以梆黄为主。早期粤剧称“广东梆黄”,演出采用舞台官话,剧目多与皮黄系统的京、汉、湘等剧种雷同。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编的提纲戏和移植改革剧目,但也多是传统剧目改头换面,很少创作新剧目。[14]“志士班”尽管是由非专业人士组织的业余剧社,但它的兴起对粤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粤剧界戏称“志士班”为“九和班”,以“志士班”违反行规和破坏传统为由,不愿与其交往。后来由于“志士班”的改良新戏内容顺应社会潮流,“剧本多是讽刺时事,很含有些革命性,形式多采时装,规矩还是旧的。因为很新鲜,一时可以给社会新一新头脑,倒很站得稳。……这算是改良粤剧的先声”。而且“见过新的戏,就感觉到旧戏不适用,不新鲜,这种空气促着戏剧本身起了变化”。[15] 正如冯自由指出:“……其影响所及,遂使在旧式戏班之诸优伶,亦渐有排演爱国新剧之倾向。”[16] 如“人寿年”班主角梁垣三等所演的《岳飞报国仇》一剧,就仿效新剧形式,彰扬忠义,唤起民族观念,收效之速,较新剧团的宣传,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日报》曾赠梁垣三等“石破天惊”的横幅,以表其功。

“志士班”由外而内,为粤剧专业班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据说“志士班”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20多个,[17] 一度雄踞广州有名的海珠戏院、乐善戏院等,形成与专业粤剧班争雄的局面。尤其是“志士班”改用广州方言上演粤剧以后,观众日多,这也促使旧式粤剧班逐步采用广州方言,搬演“志士班”剧目,从而使粤剧成为宣传革命的载体,深入民间,扩大了影响。罗品超认为,主要是当时有人要借助粤剧鼓吹孙中山的革命,便把白话掺入粤剧里去了。[18]

“志士班”兴起之时,正值辛亥革命即将爆发前夕。“志士班”多由同盟会成员主持,一方面通过戏班改良戏剧,革除陋俗;另一方面又以此作掩护,联络各地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灌输民族主义。从“志士班” 创作和上演的新剧目来看,它对辛亥革命的宣传鼓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歌颂英雄人物,尤其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激发人民反对异族统治。如《文天祥殉国》、《熊飞起义》、《袁崇焕督师》等。文天祥曾在广东坚持抗元斗争,熊飞、袁崇焕都是东莞人。这些题材和人物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容易引起思想共鸣,对于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清革命,具有很好的效果。在“志士班”的影响下,一些旧式戏班也排演爱国新剧,如前文提到的“人寿年”戏班所演《岳飞报国仇》一剧。据赵连城回忆,“岳飞戏”在澳门演出后,“由于演员演技的成功,在澳门社会曾掀起一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潮。我们学校里的同学都废寝忘食地前往看戏,回到学校谈论起来,不少人热泪纵横,把岳飞的抗金和当前的反清运动很自然地联系起来”。[19]

第二,编排当代革命题材的新戏,号召人民进行反满斗争。如《火烧大沙头》、《义刺马新贻》、《温生才刺孚琦》、《秋瑾》等。《义刺马新贻》一剧,演江湖义侠张文祥于1870年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此案在清末轰动一时,当时部分革命党人倡行暗杀活动,曾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专以暗杀满清权要为宗旨”。[20] 将刺马事件搬上粤剧舞台,实为革命党人宣传暗杀服务。

第三,反对封建陋习,进行移风易俗的道德教育。如《盲公问米》、《周大姑放脚》、《与烟无缘》、《黑狱红莲》等。《盲公问米》是一出讽刺封建迷信的名剧,剧中借“请神曲”,咒骂神鬼,嘲讽愚昧,庄谐杂出,痛快淋漓。《周大姑放脚》则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其他诸剧则以反对烟赌为主题,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第四,揭露官吏腐败及封建政权的罪恶,同情劳苦大众的遭遇。“志士班”取激进革命的立场,接近劳苦大众,是对正统官方文化的反动。如《地府革命》、《骂城隍》、《贼现官身》、《自梳女不落家》、《声声泪》等。《地府革命》借神界土地公不堪压迫奋起反抗,影射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暗示人民进行反封建革命。尤其是潘达微自编自演的《声声泪》一剧,以男女爱情为线索,揭露社会的污浊、奸恶,剧本打破因果报应的大团圆的旧框框,以女主人公的悲剧结束。该剧上演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据云,民国初年,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观看了《声声泪》的演出,大受感动,特赠“天地不仁”四字给潘达微,自署“世界罪人陈景华”,表示“愤世嫉俗,把改造社会为己任。”[21]

 总之,“志士班”剧团及其创作演出,大部分以反满、反封建为宗旨,辅之以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的内容,对号召大众起而进行反满斗争,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等方面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咸归于新学画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22] 时人亦云:“民族革命之领导,人皆知为孙中山国父。民族革命之鼓吹,人皆知国民党兴中会诸先烈暨清末报界、文化界诸名宿。民族革命思想之传播,则人罕知为戏剧界,尤其是粤剧界诸先达之特奏殊功。”[23]

辛亥革命是由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志士班”与同盟会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较为密切。一方面,许多“志士班”由革命党人发起、主持乃至登台演出;另一方面,一批粤剧界艺人在“志士班”的影响下倾向革命,走出舞台,宣传革命,参加革命斗争。“及辛亥革命军起,诸剧员躬身参议举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剧之舞台工作,进而为实行工作矣”。[24]

在粉墨登场演剧的同盟会会员中,号称“革命小生”的李是男值得一书。李是男,名吉棠,字奕豪,号公侠,广东台山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年少时“尤嗜本国戏剧,凡著名粤曲之小生唱本,皆能琅琅上口”。[25] 1906年,李是男在香港加入同盟会,次年回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创办《美洲少年周报》。1909年底,孙中山命他组织同盟会旧金山分会,由其担任会长。1911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任命李是男为局长兼司库,发行中华民国金币票,由孙中山署名,李是男以会计李公侠副署,为黄花岗起义筹集了不少经费。

李是男身居同盟会要职,可谓日理万机,但为了筹措革命军费,他组织了“新舞台剧团”,亲演小生。演出的剧目有《黄肖养》、《唤国魂》等粤剧,大多以反清革命为主题,借以召集群众和募集革命经费。“是男复为筹款计,组织一新剧团,亲自粉墨登场,饰小生一角,君恒精于音律,至是高歌一曲,响遏行云,金门士女咸大为倾倒。每往来唐人街中,妇女界多称之为新小生”。[26] 这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很受粤籍华侨的欢迎。革命党人由此募集经费的成果也比大有进展,仅旧金山一地为广州黄花岗起义而募集的捐款便达1万元。粤剧演员李是男出身于革命活动家,成为粤剧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811月中旬,光绪帝和慈西太后相继死去,清廷宣布举行国丧,全国禁绝演戏。“志士班”的演员面临两条出路:一是走出舞台,参加革命斗争;二是转移到南洋各地,继续宣扬革命。前者如“醒天梦”剧团,后者如“振天声”剧团,即为其中的代表。

1908年,李文甫、林直勉等在东莞发起组织“醒天梦”剧团。该团成立后即赴香港演出,不久全团成员在香港加入同盟会。林直勉献出全部家产充当革命活动经费。由于“醒天梦”全体成员入盟和林氏捐助巨款,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得以顺利成立。[27] 以后南方的武装起义,都是在该支部直接领导下发动的。清政府侦知“醒天梦”与同盟会关系密切,便借口以该团演出袁崇焕、熊飞抗清史剧,意在造反,强行解散。“醒天梦”被迫解散后,大部分成员离开舞台,直接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莫纪彭、李文甫等先后参加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李文甫在黄花岗起义中壮烈就义。

“振天声”剧团在黄咏台的领导下,赴南洋各地演出。该团 “抵新加坡时,同遏孙总理于晚晴园,其有未加入同盟会者,一律举手宣誓,孙总理勖勉备至,诸人益为感奋”。新加坡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得讯,对“振天声”进行恶毒攻击,谓“该团员尽革命分子,华侨捐款赈灾,即无异赞助谋反大逆。”革命党机关报《中兴报》针锋相对,与之展开了一个多月的笔战。通过这次笔战,“南洋华侨对革命之认识,由此愈深”。[28] 孙中山对“振天声”的演出极为重视,在观看它的演出后,专函缅甸仰光同盟会分会副会长庄银安,介绍演出盛况,信中云:“振天声初到南洋,为保党造谣,欲破坏。故到吉隆坡之日,则有意到庇宁演后,就近来贵埠。乃至芙蓉埠之后,同志大为欢迎,其所演之戏本亦为见所未见。故各埠从此争相欢迎,留演到今,尚在太平、霹雳各处开台,仍未到庇宁。到庇宁之后,则必出星加坡,以应振武善社延请之期。现闻西贡亦欲请往。故该班虽不到贵埠,亦可略达目的矣。顺此通告,俾知吾党同人,所在无往不利,可为之浮一大白也……”[29] 可见,孙中山对“振天声”赞誉有加,粤剧“志士班”鼓动宣传有功于辛亥革命亦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利用粤剧宣传革命,经历了一个先办报鼓吹、继而创建戏剧学校、最后与粤剧界艺人合作发起组织“志士班”的过程。通过“志士班”的创作演出,革命志士逐步将革命宗旨与粤剧内容融会起来,借粤剧这种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将民族民主的观念深入民间,为辛亥革命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志士班”与同盟会相互渗透,使粤剧从此切合时代主题,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粤剧由内容到形式的改良。

 

注释:

[1] [5] [8] [10] [12] [16] [24] [28] 冯自由:《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革命逸史》第2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2]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4期。

[3]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年第1期。

[4] 健鹤:《改良戏剧之计画》,《警钟日报》190461

[6] [27] 转引自陈华新:《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 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广东文史资料》第35辑,第179页。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页。

[11] [13] [20] [22]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革命逸史》第2集。

[14] 参见欧阳予倩:《谈粤剧》,《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5] 易建庵:《怎样来改良粤剧》,1929年《戏剧》第2期。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5页。

[18] 罗品超:《粤剧“南派”传统艺术》演讲,黎键编:《香港粤剧口述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版。

[19] 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21] 陆丹林:《亦禅亦侠的潘达微》,《革命史谭》,1947年独立出版社。

[23] 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1940年《广东文物》。

[25] [26] 冯自由:《新小生李是男》,《革命逸史》第2集。

[29] 孙中山:《致庄银安述振天声戏班演出盛况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3册,1973年版,第80页。

 

作者简介:

陈永祥,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和岭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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