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文博快讯
栏目导航
备受争议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问题,首次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正面认……
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迈向新辉煌
发布:admin  2011年09月28日  
    文化遗产事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培育国民素质、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一五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立足自身发展实际,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文化遗产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推动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社会经济发展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时代的主旋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样需要在文博事业中贯彻;同时,文化遗产事业也是民生事业,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将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做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也才能推动文博工作阔步迈向大发展大繁荣。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众越来越主动关注文化遗产事业,一些原本仅限于专业人士感兴趣的文物保护案例衍生成了社会公共文化事件。同时,文化遗产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8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文化遗产事业投入与产出比已经达到一比八点一。

    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博工作逐步加大了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十一五”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实施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提升城市品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和难点,遗址保护和人民生产生活矛盾尖锐,在一些历史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转变了思路和方法,在大遗址保护和规划中,把文化遗产保护同发展区域经济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结合起来;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规划性保护;从“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到着眼于遗址规模和格局的全面保护;从单纯的本体保护,到兼顾遗址环境的综合性保护;从“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到与民众共享保护成果的开放式保护;从性质专一的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到推动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的惠民工程;“大遗址”保护从仅靠文物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行为,提升为得到广泛理解和参与的社会公益事业。各地针对“大遗址”保护,开始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如:河南安阳加大对殷墟遗址的保护展示力度,使殷墟遗址核心保护区成为具有良好环境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型考古遗址公园;四川成都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大大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使“大遗址”摆脱蚕食破坏得到了永续保护,改善了广大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

    二是推动博物馆免费开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2008年1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了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到2009年底,全国1743个博物馆如期全面实现免费开放。免费开放后观众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从观众职业和群体构成看,原来以机关、部队、学校、旅游团队为主,现在以社区居民、散客为主,其中低收入群体、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和残疾人等观众群体明显增加。如上海鲁迅纪念馆2008年接待散客占参观人数的92.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2009年日常观众量中20%为农民、农民工。从地域构成看,多数博物馆的本地观众比例大幅增长,如广西区博物馆2009年国内观众占90%,其中本地观众占65%,国外观众占10%;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本市区观众占80%,外地观众占19.9%,外籍观众占0.1%;从年龄构成看,正在逐渐向高龄和低龄两个方向延伸。免费开放政策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欢迎,并推动了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更加注重提升博物馆专业化、现代化、社会化水平。

    此外,在实施藏羌碉楼保护项目、新疆坎儿井维修项目等一些重大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中,吸收当地技术工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既顺利实施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又提升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文博基础工作不断夯实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文博工作这一相对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来说,不断夯实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对推动文博工作大发展大繁荣意义尤其重大。

    文物保护法规制度日趋完备。国务院颁布《长城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出台30余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基本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为支撑,以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各种规范性文件和行业标准规范为基础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文物保护工作正日益步入法制化、科学化、制度化可持续发展轨道。

    文物资源调查积极推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普查任务即将全面完成。阶段性数据显示,全国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约80万处。全国长城资源调查田野工作全部完成,初步建成长城资源信息系统。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工作圆满完成,登记大运河文化遗产点段1000余处。沿海文物调查进展顺利,已发现200余处水下文物点、70处沉船遗址。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全国文物系统馆藏一级文物登录和二、三级文物备案圆满完成。

    文物保护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6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项目顺利结项、“指南针计划”专项进展顺利、建立17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颁布实施6项国家标准和33项行业标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先导,构建跨行业、跨学科的高效务实的创新体系,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体系和标准化体系初步建立。

    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势头良好。5年全国共开展各级各类培训400余次,参训人员约2.5万人次。完成新疆、安徽、江西、吉林、辽宁等27个省份地市文博管理干部培训和“国保”单位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人培训。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培训等及时开展。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稳步开展,逐渐形成规模。涉外培训取得重要成果。大教育、大培训观念进一步强化,多渠道联合办学和培训的模式逐步形成。

    文物安全督察工作有序开展。国务院批准国家文物局设立督察司,建立了由文化部、公安部等10部门参加的“全国文物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国家文物局建立并实施文物安全与执法督察公示公告制度。连续5年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督察。开展全国文物系统安全大检查。与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联合督办湖南长沙“12�29”特大团伙盗墓案等数十起重大文物违法、犯罪案件。与公安部门联合开展“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侦破文物案件541起,打掉犯罪团伙7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87人,追缴文物2366件。

重点文物抢救保护和考古工程取得突破

    重大文物保护工程进展顺利。国务院核定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8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达2352处。开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遴选和评审工作。目前,国务院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6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50处。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历史文化名街30处。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主体修缮工程竣工,并启动西藏“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开展山西南部早期建筑、涉台文物、鸡鸣驿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加强近现代重要史迹保护,开展湘鄂赣三省革命文物保护试点工作。

    灾后文物抢救保护有序开展。文物保护被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四川省文物抢救保护修复规划》被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计建设专项规划》。积极开展藏羌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云南姚安龙华寺古建筑群文物本体保护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开展玉树震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扎实推进。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内项目已基本完成并通过验收。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第一、二批控制性项目顺利实施。南水北调东、中线初设阶段文物保护方案业经批复,已累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100余万平方米。白鹤梁水下文物保护工程,“南海I号”等水下考古项目成功实施。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初步建成一批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探索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布首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卓有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41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8项。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颁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等。加大世界遗产监测巡视力度,初步建立国家、省、市三级监测巡视体系。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有序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全面启动。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博物馆体系日臻完善。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3020个,其中文物系统博物馆为2252个。新建、扩建重点博物馆200余座。博物馆门类日益丰富,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等新型态不断涌现。博物馆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化趋势,行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纷纷兴起,经文物部门注册登记的民办博物馆达328个。初步形成门类丰富、特色鲜明、分布广泛的博物馆发展新格局。管理水平逐步提升。社会效益显著增强。

    免费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加快了博物馆融入社会的步伐,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关注度得到空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社会效益得到进一步增强。

    社会文物管理力度加大。颁布《文物出境审核标准》、《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启动实施全国文物进出境审核信息共享工程。文物拍卖经营资质行政审批、文物拍卖许可证年审、文物拍卖标的备案工作得到加强。国家投入珍贵文物征集经费,征集商代“子龙”鼎等重要文物1万余件。成功开展多次影响较大的文物追索行动,追回流失境外中国文物3千余件。

对外文物交流与合作成绩斐然

    政府间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已与14个国家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协定或谅解备忘录,并在信息交流、成果共享、人员培训、文物返还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合作成果。开展柬埔寨吴哥窟、蒙古国博格达汗宫保护维修和肯尼亚合作考古、研究等项目。对外合作与交流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发展势头。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日趋活跃。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交流。举办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等国际会议,成功承办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陆续形成《绍兴共识》、《北京文件》、《北京宣言》、《北京备忘录》、《上海宣言》等国际文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成立。中外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丰富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

    文物出、入境展览和交流亮点纷呈。“十一五”期间,出入境文物展览约400项,平均每年达80项,展览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学术水平逐步提升。文物展览作为“外交使者”、“国家名片”密切配合国家外交大局,成为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新局面正在形成

    构建社会各方面共襄文物事业的新格局。“十一五”期间,全国文物事业经费从2006年的37.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2.44亿元;中央专项补助经费从2006年的7.6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7.3亿元。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文物部门主要负责、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各地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省委党组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工作一同部署、一同推进。

    探索文物保护共建合作的新机制。为整合中央和地方在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和力量,国家文物局分别与国家测绘局、国家旅游局、国家海洋局、中石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湖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人民政府签署文物保护共建协议,通过部门共建、省局合作,充分发挥各地区各部门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探索大遗址保护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持续开展文物宣传和普及活动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2011年9月28日1版)

版权所有©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2009 GuangDong Museu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2088875号